1943年，戴笠抱起胡蝶，径直走上楼。他喘着粗气说：“你就是我的人了。”胡蝶挣扎

1943年，戴笠抱起胡蝶，径直走上楼。他喘着粗气说：“你就是我的人了。”胡蝶挣扎道：“你放开我！”谁知，晚年胡蝶在自传中说：“戴笠对我很好。” 晚年胡蝶坐在藤椅上翻旧相册，手指停在一张泛黄的合影上：她抱着小女儿，身后站着戴笠，军装笔挺，笑容却有些局促。 保姆端来的热茶在杯沿结了层薄汽，她抿了一口，忽然轻声自语：“总有人问我戴笠待我如何，我说‘好’，他们就骂我忘了本。” 1945年冬天的信是潘有声托人辗转带来的，字里行间透着虚弱：滇南疟疾正凶，他高烧不退，下不了床。 胡蝶捏着信纸整夜没合眼，天亮时红着眼圈跟戴笠提了一句，没抱任何指望——潘有声是她的丈夫，而戴笠…… 三天后，潘有声的信又来了，说收到特效药和新棉被，落款“朋友赠”。 军统云南站的人后来偷偷告诉她，为找那药，戴笠把备用药品都送了过去，连潜伏的特工都被派去乡下寻药。 小女儿五岁那年在公馆跑闹，摔破膝盖哭得撕心裂肺，戴笠正巧撞见，二话不说把孩子背在背上往医院赶。 军靴踩在石板路上噔噔响，比保姆还快，医生说要缝针，孩子怕得直躲，他蹲下来摘了军帽哄：“你看这帽徽，像不像蝴蝶？”又学公鸡打鸣，逗得孩子咯咯笑，针缝完了都没哭。 其实1943年那个晚上的挣扎她没忘，指甲掐进戴笠胳膊时，他没松手也没动粗，只是把她放在床上，自己蹲在床边抽烟，烟蒂堆了一地。 第二天床头那碗冰糖雪梨，是她前几天随口提过的儿时爱吃的，瓷碗边缘还留着他手指的温度。 她见过太多更糟的：女明星被日军抓去劳军，回来后吞了鸦片；普通妇人带着孩子逃难逃到半路饿死，尸体就扔在路边沟里；邻居家男人被抓壮丁，十年没音讯，女人疯了似的满街找。 而她和孩子能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，孩子能上学，潘有声能活着从滇南回来——这些“好”，像绳子捆着她，却也像盾牌护着她。 晚年写自传时，她对着稿纸犹豫了很久。写他用权力逼她？写他把潘有声调去云南？这些都是真的。 可写了又如何？后人只会骂她软弱，骂戴笠禽兽，却不会知道孩子夜里发烧时，是他守在床边换毛巾；空袭时，是他把她和孩子推进防空洞，自己站在洞口挡碎石；潘有声回来时，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让人拦着他们见面。 提笔写下“戴笠对我很好”，不是替他洗白，老了才懂乱世里的“好”从来不是纯粹的爱或恨。 他捏着她的手说“你就是我的人了”时，眼里有占有欲；可孩子哭时，他眼里也有慌；潘有声的信送到时，他嘴角那丝僵硬的笑，是嫉妒还是松了口气？ 合上册子，夕阳把云染成橘色，胡蝶轻轻叹了口气。 人这一辈子，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？他是戴笠，我是胡蝶，在那个年代碰到一起，能活着，能让孩子好好长大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 至于“好”还是“不好”，大概只有枕头知道，那些夜里，我是哭着睡的，还是想着孩子的笑脸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