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，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，她需要一个道歉。突然，暴跳如雷的监狱长，狠狠地下令说：“把她扔出去……”就这样，郑念被人架着，粗鲁地扔了出去。 在这个名字背后，不仅仅是姚念媛或是后来的“郑念”，而是一种把尊严当作骨骼支撑的生存方式，那种“背脊像钢筋撑着”的感觉，并非源自她早年在北平豪门的生活，也不是因为父亲身为民国少将的显赫家世，反倒是在那个被称为“1608”号囚犯的岁月里，被锤炼出来的本能。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那间牢房里，她没有瘫软在几块粗陋木板搭成的床上，而是借来扫把清扫，甚至想出奇招，把稀得可怜的米饭碾成浆糊，一张张贴满破败的墙壁以阻挡尘土，用洗脸毛巾改制成坐垫。 而到了晚年寓居美国华盛顿的公寓时，尽管年逾六旬还要去超市做义工，她依然会在捡来的旧罐头盒里种满鲜花，对她而言，环境可以是一座地狱，也可以是一间仅仅铺着旧报纸作为餐垫的出租屋，但只要她还在，那里就必须保持某种秩序与洁净。 1966年的那个夏天，闯入者砸碎了家里珍贵的古董花瓶，撕毁了字画，她眼睁睁看着往日的精致生活化为一地瓷片。 但十二年后，她做出了一个令旁人费解的决定，她将家中仅存的、幸免于难的明代瓷器和善本图书，全部无偿捐给了上海博物馆。 面对旁人关于这些文物价值连城的提醒，她只是淡然回应：“值钱的是这些东西的来处。”这一刻，物质的价值被她轻盈地剥离了，她证明了那些曾经想要通过毁坏物品来击垮她的人彻底失败了——因为她看重的从来不是物品本身，而是那份属于文化的清白与根源。 早年在英国留学，与丈夫郑康祺在燕京大学相知相许，那时的她是众人眼中的“燕大三才女”，生活是锦衣玉食与外交官夫人的光环。 但丈夫42岁因癌早逝，留下她独自在壳牌石油公司支撑大局；而在那六年的牢狱之灾结束，踏出铁门的那一刻，迎接她的不是自由的拥抱，而是唯一的女儿梅萍已不在人世的噩耗。 她站在空荡荡的家里，得知女儿在被迫害中惨死，那是她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，但她没有让这种悲痛把自己变成一个满腹牢骚的祥林嫂，她选择了一种几乎冷酷的理智来处理伤口——用写作。 那本轰动西方的全英文自传，笔触冷静得就像她当年在伦敦政经学院写的经济学论文，她不控诉，不抱怨，只是用清晰的逻辑记录下每一个细节：从每一次拷问，到每一个未眠的夜。 拿到稿费的那天，她的手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因为某种决绝，她在银行填下一张汇款单，用这笔钱设立了“梅萍基金”，专门资助中国学生。 1973年，当监狱方面试图释放她时，58岁的她竟然拒绝出狱，理由震动了所有人：她需要一个道歉，她要那个曾经把她打成“间谍”的地方，在报纸上公开还她清白。 虽然后来她还是被架了出去，但这股劲头贯穿了她的一生，即使到了完全陌生的美国，从零开始学开车、学存钱，被朋友形容“执拗得像块石头”，她也只是淡淡解释：“那是因为我曾在黑暗里活过。” 在那本名为《上海生死劫》的书中，她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怜的受害者，而是一个观察者，一个幸存者。 当她在1980年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前，最后一次给自己泡了一杯红茶，坐在沙发上没回头时，她其实已经带走了所有她在乎的东西：不是那些被砸碎的瓷器，也不是巨额的财富，而是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几样东西——“一口气，一份清白，一颗不乱的心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