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，他趁着妻子出差，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，看着儿子天真的

1959年，他趁着妻子出差，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，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：儿呀，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，爸爸只能这么做了！爸爸对不起你！   1957年，小儿麻痹症正像鬼魅一样在各地游荡，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瘫痪的孩子和哭瞎眼的父母，而在那个“谈瘫色变”的年代，中国的病毒科研环境几乎是一张白纸。   31岁的顾方舟接下这个担子时，手里没什么像样的高精尖设备，为了要把这种烈性病毒从源头揪出来，他们甚至得从患者的排泄物里去分离样本，为了安全，国家把实验室选址定在了昆明滇池边的一片荒地上，那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荒野求生”。   就是在这种把自己逼到极限的环境里，1959年，第一瓶液体疫苗真的被他们给熬出来了，可死神这时候却抛出了一个更残酷的考题：动物身上做实验可以了，人吃了会怎样？谁敢做第一个吃的人？   这时候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招募志愿者流程，顾方舟的目光，落在了一个最不该落的人身上——他刚满一周岁的儿子顾小东。   那是一个趁着妻子出差的下午，小家伙还在地板上傻乐着玩积木，完全不知道父亲手里拿的那把勺子，究竟意味着什么。   那一瞬间，顾方舟脑子里闪过的是南通医院里那些腿部萎缩的孩子，是家长们绝望的红肿眼睛，以及作为项目组长如果不带头就无法推进的僵局。   他把疫苗喂进了自己亲儿子的嘴里，孩子吧嗒着嘴，以为吃到了好东西笑开了花，当爹的却抱着孩子一遍遍亲吻额头，流着泪念叨着“对不起”。   这一个月简直比在地狱里还煎熬，所幸，孩子没事，当妻子回家得知真相后暴怒质问“你到底有没有良心”时，顾方舟没有争辩，只是默默拿出那摞厚厚的病历——上面的患儿都和小东年纪相仿。   那种无言的震慑力，不仅平息了家庭的愤怒，更在团队里引发了连锁反应，看到组长连亲生骨肉都豁出去了，同事们那种“你敢试、我敢打”的劲头全上来了，纷纷带着自家孩子加入了试药的行列。   疫苗虽然生效了，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结局，那就太低估当年的国情难度了，早期的疫苗是液体的，极度依赖冷链保存。   但在那个连电都不一定通畅、更别提冷藏车和专业冰箱的年代，要把这瓶液体送到偏远山村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   顾方舟看着儿子平日里追着要糖吃的模样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：既然运不了水，为什么不做成糖？这看似是用来哄孩子的花招，实则是一场针对贫穷和落后设施的“降维打击”。   把娇贵的液体变成固体的糖丸，常温下就能存放好几天，哪怕是最基层的赤脚医生，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田间地头，揣在兜里就能把疫苗送到最穷困的村落。   不需要高精尖的冷冻设备，不需要复杂的注射培训，只要孩子张张嘴，这种低成本、高效率的覆盖方式，硬是用“土办法”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。   到1960年，糖丸开始在全国大规模推广，小儿麻痹症的发病曲线应声断崖式下跌，顾方舟也没停下，后来又花了十年把需要吃好几次的药，改良成了一粒就能防三种病毒的“三价糖丸”。   直到2000年，世界卫生组织那一声锤响，正式宣布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