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国军将领谢晋元遗孀带着几十名老部下在街上流浪，陈毅在得知以后，立马暂停所有要事，急忙为这些抗日英雄们安排住处。 谢晋元是广东蕉岭人，早年读过师范，后来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，毕业后参加北伐，慢慢升到团长级别。1937年淞沪会战打得火热的时候，谢晋元带着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的弟兄们，奉命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。那仓库是个钢筋水泥的大楼，本来堆货用的，现在成了阵地。日军几万人围上来，坦克炮火齐上阵，谢晋元他们就四百来人，对外说八百壮士，硬是顶了四天四夜。击毙日军两百多，毁了他们两辆坦克，自己只牺牲了九个。这事当时轰动全国，上海老百姓士气大振，好多人从租界那边偷偷送吃的喝的过去。谢晋元他们撤到租界后，被缴了械，关在孤军营里，受了不少罪。1941年，他被汪伪买通的几个兵刺杀了，才37岁。 谢晋元走了，留下老婆凌维诚和四个孩子。凌维诚是上海人，家里本来挺富裕，从小过得娇惯，会拉小提琴弹风琴什么的。丈夫牺牲后，她带着孩子去重庆领抚恤，就五万法币，那时候钱贬值得快，勉强够用一阵。她们辗转回广东乡下，靠三亩地过日子。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变成农妇，亲手种地，日子苦巴巴的。抗战胜利了，她带孩子回上海，本想好转，结果发现谢晋元的那些老部下更惨。许多人在孤军营里挨饿挨打，出来后没着落，拉黄包车、守灵堂，勉强混口饭。凌维诚觉得不能不管这些老兵，毕竟是丈夫的弟兄。她费劲找了吴淞路466号一栋日本人扔下的三层楼，占下来住。三楼自己和孩子，二楼给老兵，一楼让他们开小店卖东西。她还试着办了个小作坊，做肥皂毛巾啥的，想给老兵找活干。大家凑钱买原料，生产卖货，可资金不够，生意不好，很快就黄了。凌维诚没气馁，继续帮老兵找零工，修路搬东西，总之凑合着过。 转眼1949年，上海解放，新政府开始整顿房产，吴淞路那栋楼要收回去。凌维诚和几十个老兵没地方去，只能收拾东西上街头。那时候他们真就流浪了，带着简单行李，露宿街边，日子过得狼狈。凌维诚没辙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给新市长陈毅写了封信。信里没哭穷，就说说老兵们在抗战中的功劳，现在的难处，只求留住那栋楼，安个身。信通过熟人递上去，她也没抱多大希望，陈毅那么忙，哪顾得上这点事。 没想到陈毅收到信，特别重视。他知道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，当年那场仓库保卫战，鼓舞了多少中国人。陈毅立马放下手头的事，批示下来：谢晋元抗日捐躯，他的遗属和老兵该照顾。吴淞路466号楼和胶州路墓地，继续给凌维诚用，费用减免。上海市政府发了正式指令，秘四字第589号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批示不光保住了房子，还免了房租杂费，让凌维诚和老兵们松了口气。陈毅没停在那，还派人去调查老兵的情况，登记人数、伤残、技能啥的。几天工夫，几十个老兵就安置了工作，有的进工厂，有的去街道干活，生活稳当下来。凌维诚自己也被安排到托儿所当副所长，后来调到服装厂管事，工资够养孩子。 这事说白了，体现了新中国对抗日英雄的尊重。谢晋元他们那一代人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守仓库时日军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用血肉筑墙，换来全国抗战意志的觉醒。战后，老兵们被遗忘，凌维诚一个人扛起责任，照顾他们，本身就不是容易事。1949年，国家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陈毅能这么快响应，说明高层没忘这些功臣。那些老兵，本来在国民党那边没得到啥优待，解放后反而有了着落，这对比挺有意思的。凌维诚晚年调到宋庆龄陵园工作，一直干到1991年去世，按遗愿和谢晋元合葬。老兵们来送行，默哀三分钟，算是对她的敬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