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时期百姓有多苦？ 三国时的1:9兵民比，不是简单的数学题，是压在老百姓脊梁上的磨盘。就说魏国440万人养50万兵，相当于每9个人里就得拽出一个拿枪的，这9个人里，有4个女人，3个孩子老人，真正能扛锄头的青壮男丁，满打满算也就2个。 好比一个八口之家，爹娘加俩儿子俩闺女，再带俩孙子，本该俩儿子种地，结果其中一个被拉去当兵，剩下一个要养活七口人，还得给军队交粮。 那时的地，可比不得现在。汉朝粟米亩产撑死150斤（汉制一石约60斤），赶上曹操屯田前的蝗灾年份，河南一带谷子贵到50万钱一斛，相当于现在60斤米换50万人民币。东吴长沙走马楼的吴简里，佃农租官府的地，每亩要交2斗米、8升布，还要服徭役，这还是账面数字，基层官吏像许迪那样割米贪污，最后都得摊到老百姓头上。 蜀国更狠，94万人口养10万兵，相当于每9个百姓养一个兵，而这9个人里，有多少是被豪强隐匿的佃客？诸葛亮说荆州“著籍者寡”，全国隐户可能比在册的还多，真正种地的自耕农，负担只会更重。 打仗最耗的不是人，是粮食。官渡之战时，袁绍的兵吃桑葚，袁术的兵捞河蚌，曹操的兵甚至吃过人肉干（程昱的“人脯”）。为啥？因为壮丁都去当兵了，地里只剩老弱。吴国的“吏民田家莂”记载，佃农租种的土地，超过一半是“旱田”，亩产只有好地的三分之一，遇上孙权征讨山越的年份，农民要一边种地一边运粮，路上消耗的粮食比送到军营的还多。 更要命的是人口结构畸形。魏国50万兵里，至少30万是屯田兵，这些人名义上屯田，实则半军事化管理，老婆孩子都住在营区，全家脱离农业生产。蜀国的10万兵里，有3万是驻守汉中的“突将无前”，这些精锐脱产吃粮，全靠蜀地百姓从成都平原翻山越岭运粮。吴国的23万兵，大多是江东大族的私兵部曲，比如陆逊家有2000佃兵，这些人不纳赋税，全靠自耕农养活。 三国的账不能只算在册人口，东汉巅峰5600万人，到三国只剩800万在册，实际可能有2000万，但隐匿在豪强门下的佃客、部曲占了一半。这些人不交税不服役，等于把负担全压在剩下的自耕农身上。好比一个村子100户，50户投靠地主当佃农，剩下50户要养活全村的赋税和10个兵，人均负担直接翻倍。 最苦的是夹在中间的自耕农，既要给官府交“租”（田税）、“调”（布帛）、“役”（劳役），又要给军队交“义米”“军粮”。东吴简牍里，临湘县一个叫黄租的佃农，租种20亩地，要交4石米、16斤布，外加给军队运粮30天——这30天耽误农时，来年就得借高利贷，利滚利最后只能卖身为奴。 所以三国的兵民比，不是数字游戏，是把老百姓的骨头碾碎了熬油。八个人养一个兵的背后，是两个壮丁要扛八张嘴的口粮，还要喂饱一个脱产的士兵。当土地亩产只有150斤，当壮丁都被拉去打仗，当豪强把百姓藏进私门，剩下的老弱妇孺，只能在史书里留下“人相食”的三个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