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，刘少奇在西柏坡迎娶了他的第六任妻子王光美。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后一段婚姻，也是最幸福的一段婚姻。 西柏坡的春天来得晚，土坯墙缝里还嵌着残雪；木桌上的搪瓷缸子印着模糊的五角星，茶渍在缸底结出深色的圈。 那时的边区生活像台紧绷的纺车，每个人都被时代的棉线牵着转。王光美刚从北平来，蓝布旗袍的下摆还沾着城市的风尘；刘少奇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钢笔在文件上划动的沙沙声，是屋子里最常听见的动静。 她第一次进他办公室，看见窗台上摆着盆野菊花——那是警卫员从山坳里掐来的，蔫头耷脑的，却透着股不管不顾的生气。 最初的交集藏在工作里。他那只老怀表总停摆，齿轮像锈住的时光。她托人带回北平修，再骑马送回西柏坡时，裤脚溅满了泥点，怀里的表却裹在红绸布里，暖得像块焐热的玉。 他接过表时笑了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。那笑容让她想起父亲讲过的话：“真正的稳重，是心里有秤，脸上有光。” 她开始留意他的习惯：看文件时爱啃笔头，喝小米粥要加半勺红糖，夜里咳嗽时总瞒着人。有次她削梨，梨皮连成条垂到地上，他忽然说：“你们北平人，连削梨都讲究。”语气里没嘲讽，倒有几分好奇——像个孩子打量没见过的玩意儿。 求婚那天，他坐在木凳上，手指摩挲着怀表链。“我比你大二十三岁，”他说得很慢，“有过五次婚姻，孩子们……”她打断他：“我知道。”窗外的风掀起窗帘，露出远处练兵场的红旗，猎猎地响。 婚后的日子像掺了蜜的小米粥，不甜得晃眼，却暖到心里。她学会在油灯下补他的袜子，他会把她爱看的书悄悄放在枕头边。周末舞会，他们总跳第一支曲子——他的舞步稳得像踩在田埂上，她的裙摆却转得像盛开的向日葵。 1966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，蝉鸣里都带着不安。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，声音哑得像磨砂纸：“你们跟妈妈走。”王光美抱着最小的孩子，眼泪砸在孩子的衣襟上：“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”那天晚上，她把他的衬衫熨得笔挺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后来的事，像场漫长的雨季。她陪着他，从有灯光的屋子走到没灯光的屋子，从有笑声的日子走到没笑声的日子。有人劝她“识时务”，她只说：“夫妻就是下雨天，两个人共撑一把伞——伞漏了，也得一起挨淋。” 1980年的追悼会上，她抱着骨灰盒，手指轻轻擦过盒盖——那里好像还留着他的温度。撒骨灰那天，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她忽然蹲下身，哭声混着海浪声，传得很远很远。 再后来，她去了很多地方。在安徽的田埂上，她给留守儿童剪指甲；在云南的山村里，她把棉衣裹在贫病老人身上。有人问她图什么，她指着远处的山：“你看那树，根扎得深，风再大也吹不倒。” 现在的西柏坡纪念馆里，还摆着那只老怀表。玻璃柜里的指针停在三点十分，像把时间钉在了某个温暖的瞬间。 有人说，好的婚姻能让人在黑夜里看见光。可他们的婚姻，是两个人一起，在黑夜里变成了光——不光照亮了彼此，还暖着后来的人。 那束光，现在还亮着吗？或许，在每个愿意相信“共撑一把伞”的普通人心里，它一直都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