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没想到，美国更没想到！马克龙公然呼吁东方大国加大对欧洲投资，说欧洲工业急需拯救，还提议双方取消出口限制，别互相封闭。 欧洲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，马克龙的呼吁背后，是几个无法回避的现实： 俄乌冲突虽已持续两年，但其引发的能源危机已深刻改变了欧洲工业的成本结构，尽管天然气价格已从峰值回落，但欧洲工业的能源成本仍远高于冲突前水平。 《绿色新政》、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和2035年禁售燃油车计划，在推动气候目标的同时，也给工业企业戴上了沉重的成本枷锁。 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的369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，如同一块巨型磁铁，正将欧洲的产业投资吸引至北美。 马克龙的提议看似突然，实则折射出欧洲对华战略叙事的深层演变，近年来，欧盟对华定位经历了从“全面伙伴”到“制度性对手”，再到“去风险”的转变，如今，“去风险”框架下正生长出“务实合作”的新枝。 尽管竞争加剧，中欧经济依然深度互嵌，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，在可再生能源设备、电动汽车等领域，中国的产能与欧洲市场的需求高度匹配。 疫情和地缘冲突暴露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，完全与中国“脱钩”既不现实也不明智，构建多元化、有韧性的供应链已成为欧洲的务实选择。 欧洲投资银行指出，欧洲在数字和绿色转型上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，仅靠内部投资难以弥补，吸引外部投资，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，已成为经济上的必然。 欧洲的“东望”并非全新现象，二战后，欧洲曾多次在危机中转向东方寻求机遇，然而，当下的转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： 欧洲在安全上依赖北约，经济上却渴望自主，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其对华政策常在中美之间摇摆。 人权、劳工标准等价值观关切，与产业生存、能源安全等现实需求时常产生矛盾。 面对欧洲递来的橄榄枝，中国的回应会秉持审慎务实之态,中国企业将着重开展评估工作，具体考量内容如下： 欧盟新颁布的《外国补贴条例》《国际采购工具》等政策，无端增添了企业在欧运营的不确定性,要知道，营造清晰、稳定的政策环境，才是吸引投资的必要前提。 在碳中和领域，中欧技术互补性显著，中国在光伏、动力电池等领域拥有产能和成本优势，欧洲则在高端制造、碳捕集等技术上领先，合作潜力大于竞争。 在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，中欧企业可在非洲、拉美等第三方市场探索合作，实现优势互补，规避直接竞争。 马克龙的倡议无疑将为跨大西洋关系注入复杂变量，美国对欧洲与中国深化合作心存疑虑，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。 然而，欧洲有其自身战略考量：通过与中国保持对话合作，欧洲可在中美之间拓展战略回旋空间，实践其倡导的“战略自主”。 这种自主性并非要与美国脱钩，而是在不同议题上与不同伙伴灵活协作，最大化欧洲的整体利益。 马克龙的呼吁揭示了一个深层趋势：全球化并未终结，而是在剧烈重组，世界不再走向简单的“脱钩”，而是在形成一种新的连接形态，各国在不同领域、依据不同标准，选择性构建合作网络。 在这一进程中，如欧盟这般的中等力量群体面临独特境遇，它们既是中美博弈的“中间地带”，也可能成为塑造新规则的“关键节点”，欧洲的选择将影响全球化重组的方向： 与其各自筑墙，中欧可携手推动WTO改革，共同制定数字贸易、绿色补贴等新领域的国际规则，为全球化注入新活力。 欧洲可凭借其与各方的关系网络，在中美之间、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搭建沟通与合作的桥梁，提升其全球影响力。 对中国而言，马克龙的倡议是一次重要的压力测试：能否以负责任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合作伙伴，将直接影响其在未来全球化格局中的位置。 最终，世界或正步入一个“模块化全球化”时代：各国根据具体议题，动态组建合作联盟。 在这种新秩序中，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让位于务实的利益计算，而能够灵活驾驭复杂性的国家，将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权。 马克龙的声音是一个信号，预示着更广泛、更务实的国际合作可能正在孕育之中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这种基于现实需求的务实主义，或许正是打破僵局、开辟新路的起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