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只注意到观看演习的毛主席，却没有注意到紧张的粟裕。 毛主席坐在椅子上观看演习，旁边站着萧华，他看到精彩处高兴的大笑。 朱总司令微笑着回头看向毛主席和萧华，粟裕则紧张地看着前方的战况。 粟裕没有坐在椅子上，而是站起来观看，他神情紧张表情凝重，胸前还挂着红色礼带。 可能是因为他是总参谋长的缘故。 那天演习场风不大，炮一响，烟往天上卷。 台上椅子摆成一排，毛主席坐在中间，身子往后一靠，看着坦克、步兵一阵阵压上去，逢到队形好看，就跟旁边的萧华说几句，笑声顺着礼炮声炸开，像在看一场排演得很足的戏。 粟裕站在一侧，椅子就在身后，他偏不坐。 礼带在胸口一道红线，整个人绷得直直的，眼睛盯着前面的阵地，不太说话，也不跟着笑。 别人看的是整齐不整齐，他心里算的是节奏对不对，火力够不够，哪一个环节掉链子，总参这边都得负责。 总参谋长这顶帽子刚扣在他头上不久，台上这张椅子，对外是排场，对内是格局。 很多人心里清楚，按资历排座位，这个位置原本更像是给聂荣臻留的。聂荣臻当过第一副总参谋长，又当了好几年代总参谋长，军衔是元帅，履历一条条摆出来，怎么看都像顺位接班的人。 那几年，他肩上的牌子多得吓人。 代总参谋长，北京市长，华北军区司令员，三块重担一起压着。 抗美援朝打得紧张，前线战报像雪片一样飞到总参，他半夜看电报成了常态，对指挥员的意见、对补给的安排，都得一条条过。 人再能扛，也扛不过没完没了的透支。 时间一长，身体开始闹脾气：脑平衡神经失调，高血压，心脏病，一起往上冒，在办公室里直接晕倒。毛主席点头，让他先放下部分工作，到杭州、南京、上海去休养。等身体缓过来，总参这口大锅，已经习惯由别人来抓勺子。 在总参的时候，他做过一件自以为周到的事。军委文件、电报每天一大摞，有的是要紧事，有的是枝节。他琢磨着，毛主席太忙，就让人把最关键的几份往中南海送，其他的在总参机关里直接处理，算是替最高领导挡一挡杂事。 毛主席对信息向来敏感。案头的军委文件少了很多，很多情况要绕一圈才能听到，心里就不舒服。 在军委会上，他当众点名批评，说这是搞封锁，还提到要对聂荣臻作组织处理。 会场一下子凉下来，旁边的人连忙打圆场，劝他回去写检讨，把这件事先压住。聂荣臻戎马大半生，枪林弹雨见得多，这种公开重批，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分量不轻。 身体已经亏空，政治上又背了这么一桩，代总参谋长这块牌子很难再挂得稳。 很快，聂荣臻从总参撤下，先去抓军工生产，接着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，长期分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。战场从前线地图，移到实验室、试验场，这一回他守的是导弹和核事业。 总参这边的位置空出来，就不能一直悬着。 新中国刚站稳脚，原来的四大野战军主力将领陆续进京。一野的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二野的邓小平身兼中央秘书长、组织部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。四野那边，林彪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，罗荣桓掌握总政治部。 三野这支，陈毅已经当上国务院副总理。 粟裕在三野打下的仗，淮海、渡江这些硬仗都少不了他。进京以后，他在总参的职务还是副的，跟军功比起来，有些对不上号。 四大野战军怎么平衡，老战友们心里都清楚。 一九五四年，毛主席亲自点将，把总参谋长交给粟裕。 议论有，私下的不服气也有。有人拿军衔说话：聂荣臻是元帅，粟裕是大将；拿职务说话：聂荣臻干过第一副总参谋长，还当过代总参谋长，粟裕只是第二副。照平常的规矩，真要排队，轮不上后者。 那几年用人的盘子变了，不再只看谁排在前面，还得看几支主力的心气能不能安稳。粟裕的战役指挥能力摆在那里，三野将士对他信服。让这样的指挥员坐上总参谋长的位置，既是对个人的认可，也是对三野的一种交代。 粟裕走进总参大楼的时候，心里很清楚，这个椅子是从战功、机会、几家“山头”的平衡里挤出来的。总参谋长既得扛战术，也得撑格局，该紧张的地方一点不能松。 演习场上他宁可站着，也不肯窝在椅子上，就是那股劲：哪怕是演习，哪怕礼带挂在胸前，也不能当成走过场。 从组织安排看，粟裕既已成了总参谋长，聂荣臻就不可能回头再当副总参谋长。 资历、军衔、经历都在那里，让曾经的代总参谋长给后来者当副手，说不顺嘴。一个调去科技战线，一个进总参中枢，各自兜住一片天。 那天演习结束，炮声慢慢远了，台上的椅子一把把往外搬，人群往四面散开。 有人记住毛主席的笑，有人记住队列多整齐，也有人注意到礼带下面那张绷着的脸。 总参谋长这几个字，从那之后真正落了地，不声不响地压在一个人的肩膀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