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，北京姑娘谭雅北背着帆布包踏上西去的火车，车窗外的胡同越来越远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这片黄土坡会困住她十年。 刚到槐庄大队那会儿，她连锄头都握不稳，挑水时桶晃得像耍杂技，老乡们看着直乐，却还是手把手教她辨种子、听牲口叫，杨队长总说“城里娃肯下力，错不了”。 1969年秋天的事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后背发凉。 正在坡上松土时，突然被一头发了疯的公羊猛地撞在腰上，她踉跄着刚站稳，那羊又低下头冲过来，羊角擦着她胳膊划出血道子。 情急之下，她抓起身边的镢头就朝羊腿砸去，谁知道这一砸，砸出了天大的麻烦。 那会儿集体财产金贵得很，羊是公社的“宝贝疙瘩”。 张二叔是管羊的，看见羊瘸了腿，眼睛都红了，扯着嗓子喊“你敢伤公社的羊”，唾沫星子喷了她一脸。 本来想辩解几句，说羊先动的手，但后来发现没人听，大家都盯着那只一瘸一拐的羊，好像她犯了多大的错。 接下来的日子就难熬了。 “狠女子”的外号像风一样传开，路过村口时，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 1972年有个回城的机会，公社要推荐劳动积极分子去太原师范，杨队长本来想报她的名字，张二叔却跑去公社主任那儿嘀咕，说她“心肠歹毒连羊都打，教学生怕是要教坏娃娃”。 名额就这么黄了，看着同批知青收拾行李离开，谭雅北把眼泪咽进肚子里，拿起镢头接着刨地。 搞不清是赌气还是真觉得该做点啥，她开始在晚上教老乡们认字。 土炕当课桌，煤油灯当电灯，李大爷握着铅笔的手直抖，王婶总把“工分”写成“公分”。 一开始只有三个人来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连杨队长都搬着小板凳来听课，说“以后记工分不用求人了”。 张二叔路过时，偶尔会朝窗户里瞥一眼，也没再说啥难听的。 1977年冬天，广播里说恢复高考了，知青可以回城参加考试。 收拾行李那天，李大爷塞给她一布袋红枣，王婶把新纳的布鞋塞到她包里。 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，谭雅北摸着布鞋上的针脚，突然想起第一次在坡上挑水，摔了跤把桶滚到沟里，是王婶拉着她的手说“慢慢来，婶教你”。 如此看来，那十年像一场又苦又涩的梦，却也在梦里长出了根。 她用镢头砸伤了羊，却用粉笔给老乡们点亮了光。 后来谭雅北成了小学老师，每次教学生写“农”字，总会想起槐庄的土炕和煤油灯的光。 有些经历看着是磨难，说不定藏着另一种成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