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与闰土：不是不愿帮，是时代的鸿沟跨不过去 有人问，鲁迅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能帮一帮闰土？其实，你只要成为闰土，或者成为鲁迅，就会明白为什么了！ 很多人觉得鲁迅靠稿费和教书挣得多，就是“有钱”，可没人算过他背后扛着的担子。那会儿他在北京买的四合院，是靠分期贷款才拿下的，每个月要还不少钱。家里母亲要养，原配朱安的生活得管，后来和许广平有了孩子，一家的开销也不小。更别说周作人夫妇决裂后，鲁迅还得接济周作人的孩子，偶尔还要帮衬老家的亲戚。他的“宽裕”，不过是能让自己不用为温饱发愁，远没到能随便帮人彻底翻身的地步。 1920年代的北平，物价可不算低。一袋面粉要3块多，一吨煤得20多块，普通工人月薪也就30-50块，够一家几口勉强糊口。鲁迅当时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教书，月薪合计300块左右，再加上《新青年》《晨报副刊》的稿费，每千字20-30块，看似收入不低，可刨去各项开支，根本剩不下多少。他在日记里记过，1923年母亲生病，光医药费就花了400多块，相当于一个多月的工资；朱安在绍兴老家的生活费，每月固定要寄20块，逢年过节还得额外补贴；老家的堂弟、堂妹时不时来借钱，少则10块8块，多则几十块，鲁迅心软，很少拒绝。北京那座四合院，总价5000多块，他分了好几年才还清贷款，还款期间，连买纸墨笔砚都得精打细算。 再说闰土，他的困境从来不是“缺一笔钱”那么简单。闰土的原型叫章运水，是鲁迅儿时的玩伴，家里世代务农，种着几亩薄田。民国初年的绍兴农村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地租要交收成的一半，还有壮丁税、印花税、亩捐，一年下来，好年成也剩不下多少粮食。章运水后来娶了媳妇，生了6个孩子，最大的才10岁就得上山捡柴，最小的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。他的土地贫瘠，种不出多少粮食，遇到灾年更是颗粒无收，只能靠捕鱼、捡贝壳勉强糊口。有一年冬天，他冻裂了手，流着血还得去河里摸鱼，就为了给孩子换一口吃的。 1925年，章运水实在过不下去，跑到北平找鲁迅求助。鲁迅在日记里写：“运水来，赠以洋五十元，及衣被等物。” 五十块钱，在当时能买10多袋面粉，够章运水一家吃好几个月。可这又能怎么样？他回到绍兴后，还是要面对苛捐杂税，还是要养活6个孩子，土地还是那么贫瘠。没过几年，鲁迅再听到章运水的消息，他已经变得驼背、眼神麻木，连说话都变得迟钝，只能靠给人打零工、扛货物谋生。不是鲁迅给的钱不够多，是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，就像被无形的枷锁捆住，再多的临时救济，也填不满时代造成的鸿沟。 更关键的是，两人的世界早就不一样了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每天和胡适、陈独秀、周作人等人讨论国民性、新文化，他关注的是整个民族的觉醒，想通过文字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。可章运水呢？他被贫困和封建礼教压得喘不过气，眼里只有“活下去”这三个字。鲁迅曾劝他，不如学门手艺，比如做木匠、铁匠，总比种地强。可章运水摇了摇头，他说：“家里孩子多，离不开人，学手艺要花钱、花时间，万一学不会，一家人都得饿死。” 他不敢冒险，也没勇气改变，只能守着那几亩薄田，在贫困里挣扎。 鲁迅不是不愿帮，是他明白，单独帮章运水一个人，根本没用。那个时代，像章运水这样的底层百姓有千千万万，他们的困境不是个人造成的，是封建制度的压迫、社会的不公、认知的局限共同造成的。就算鲁迅倾家荡产，也只能救一个章运水，救不了千千万万个“闰土”。所以他把精力放在了写作上，写下《故乡》，写下闰土的麻木和无奈，就是想唤醒国民，让人们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，看到封建礼教的罪恶，只有改变整个社会，改变国民的思想，才能让无数个“闰土”真正翻身。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：“我想，改变国民性，比给人几块钱更重要。钱能救急，救不了穷；能填肚子，填不满精神的荒芜。” 他不是冷漠，是把个人的同情，升华为了对整个民族的担当。他的稿费，大部分都用来支持进步刊物，帮助青年作家，资助学生运动，这些都是为了改变时代，为了给包括闰土在内的底层百姓，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要求鲁迅，那个年代，个人的力量在时代面前太过渺小。鲁迅能做的，是用文字划破黑暗，用思想唤醒民众，这才是对底层百姓最根本的帮助。而闰土的悲剧，也不是鲁迅的错，是时代的悲剧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再读《故乡》，再聊起鲁迅和闰土，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深深的无奈，也更明白，一个公平、进步的时代，对普通人来说有多重要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