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三十年前国家下大功夫搞计划生育，三十年后却在年轻人不愿生娃上犯了难。这背后是中国人口发展一场静悄悄的大转折。 身边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：明明国家2025年就开始发放普惠式育儿补贴，每孩每年3600元，支付宝微信就能申领，可办公室里三十岁上下的同事，大多还是选择“只生一个够了”或者“暂时不生”。不是不想，是现实的担子压得人不敢轻易迈步。 我认识一对成都的小夫妻，小李和老婆都是互联网公司的普通职员，月收入加起来一万五，听起来不算低，可刨去八千房贷，剩下的钱刚够维持基本生活。双方父母都在老家，没人能帮忙带娃，去年两人认真算过一笔账：孩子出生后，奶粉辅食每月至少一千五，尿不湿三四百，要是请育儿嫂，每月得五千起步，这还没算体检、疫苗的开销。等到孩子三岁上幼儿园，私立园每月三千起，公立园“一位难求”，光排队就得等半年。“我们俩都是‘996’常态，加班到半夜是常事，生了娃谁来带？请人不划算，自己带又得丢工作，怎么选都是难题。”小李的话道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。 老一辈没法理解这种纠结。我妈总说，她们那时候生三个孩子也没觉得难，糙养糙长照样成人。可时代早就变了，三十年前养娃是“添双筷子添个碗”，现在养娃是“一场长达二十年的高投入项目”。数据显示，现在城镇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，平均成本高达66.7万元，一线城市更是突破270万元，相当于普通家庭十几年的全部积蓄。更让人焦虑的是教育内卷，从幼儿园开始就得抢优质资源，学区房溢价动辄几十万，课外辅导、兴趣班的费用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不少家庭光是孩子的补课费，就占了夫妻一方的月收入。 经济压力只是一方面，女性的职场困境更让人却步。有调查显示，30%的女性生育后遭遇过职场歧视，20%被降薪调岗，10%被迫离职。我前同事丽丽，怀孕后就被公司从核心项目组调到了边缘岗位，产假结束回到公司，原本承诺的晋升机会早已花落他人。“生娃就意味着职业断层，再想追回来难如登天。”这种现实让很多职业女性不得不在生育和事业之间做单选题。就算国家延长了产假、推出了产假社保补贴，可不少私企为了控制成本，还是会变相压缩女性的发展空间，让生育福利变成“纸上谈兵”。 托育服务的供需失衡更是戳中了育儿家庭的痛点。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，可全国实际入托率还不到8%。要么是优质托育机构“一位难求”，要么是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——一线城市民办托育机构每月收费普遍在5500元以上，就算是普惠托育，每月也得一千九，占普通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。更尴尬的是，有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建了不少托育中心，结果因为选址偏僻、服务质量不高，出现“100个托位只招到17个娃”的闲置现象，真正需要托育服务的家庭却找不到合适的机构。 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也早已不是“多子多福”。比起上一辈，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，不想让育儿完全捆绑自己的人生。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自我提升、旅行、兴趣爱好上，觉得“把一个孩子养好，比生几个孩子应付了事更有意义”。加上晚婚晚育成为常态，25-35岁这个生育主力群体，不少人还在为事业打拼、为住房奋斗，生育计划自然一推再推。 这场人口转折，本质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。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，是为了缓解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；现在的生育焦虑，是经济发展、观念变迁与社会配套滞后之间的矛盾。国家的育儿补贴、产假延长等政策是好的开始，但要真正提振生育意愿，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支持——降低教育和住房成本、规范企业用工行为、完善普惠托育服务、推动男性共同分担育儿责任。 生育从来不是个人或家庭的私事，而是关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事。只有让年轻人“生得起、养得起、育得起”，没有后顾之忧，才能让人口发展回归良性循环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