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娘家的一个堂弟，一九七八年出生的，年轻的时候长得帅，人高大，十七、八岁的时候去

我娘家的一个堂弟，一九七八年出生的，年轻的时候长得帅，人高大，十七、八岁的时候去看电影，晚上带回来一个女孩。那时候是九十年代中期，村里还没多少年轻人自由恋爱，堂弟这举动在村里炸开了锅。女孩叫玲子，家在邻县，跟着亲戚来镇上看露天电影，散场后和亲戚走散了，堂弟看她慌慌张张的，就主动说“我送你找亲戚”，结果绕了半宿没找着，天快亮时，堂弟索性把人带回了家。 我娘家有个堂弟，七八年生的，九十年代中期刚十七八，个头窜到一米八，浓眉大眼，走在村里田埂上，总有姑娘偷偷瞄他后颈的碎发。 那时候村里还兴“父母之命”，自由恋爱是稀罕事，连媒人说亲都得托三姑六婆递话。堂弟偏不，偏在那年秋天的露天电影散场后，把一个陌生女孩领回了家。 女孩叫玲子，邻县来的，跟着表姑来镇上看《少林寺》。散场时人挤人，她手里攥着半袋没吃完的炒瓜子，一回头，表姑早没影了。九月的夜风裹着玉米秆的甜香，她站在晒谷场边，路灯昏黄，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，像株没扎稳根的麦苗。 堂弟刚跟伙伴赌赢了一包烟，正叼着烟蒂往家走，撞见她蹲在石碾子上抹眼泪。“咋了？”他把烟蒂摁灭在鞋底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——后来他说，那刻怕吓着她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 “我找不着表姑了……”玲子抬头，眼里还汪着泪，睫毛上沾着点灰，倒显得眼睛更亮。堂弟挠挠头，“我送你找去”，话一出口就后悔了——他哪知道她表姑住哪？ 两人揣着半袋瓜子，从镇东头走到镇西头。供销社早关了门，只有守夜人的马灯在墙根晃；卫生院门口的狗吠了两声，又夹着尾巴缩回去。玲子的帆布鞋磨得后跟发红，堂弟索性蹲下来，“上来，我背你”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轻轻趴在他背上，温热的呼吸喷在他后颈，比烟蒂烫多了。 绕到后半夜，月亮都快落了，玲子突然说：“要不……去你家歇歇吧？”堂弟心里咯噔一下——他爹娘早睡了，堂屋的门从里面插着，咋进去？可回头看玲子眼皮打架的样子，还是咬咬牙：“走。” 他翻墙进院，摸黑拔了门闩，把玲子领进东厢房。灶台上还温着红薯粥，他盛了碗递给她，她小口喝着，眼泪又掉下来，砸在粗瓷碗沿上，“我以为……今晚要睡麦秸垛了。” 天快亮时，婶子起夜，撞见东厢房亮着灯，推门一看，吓得手里的尿盆“哐当”掉地上——自家儿子和个陌生姑娘并排坐着，地上堆着瓜子皮。 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一上午飞遍全村。三奶奶拄着拐杖来串门，“你家小子胆忒大，也不怕是人贩子？”二伯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“这要是传出去，玲子还咋嫁人？”堂弟蹲在院角，不吭声，只把玲子的帆布鞋刷得雪白，晾在篱笆上。 后来呢？玲子在村里住了三天，表姑才找过来，看见玲子跟堂弟在晒谷场晒玉米，两人并排翻着玉米堆，影子叠在一起，倒像是住了一辈子的样子。表姑要带玲子走，玲子攥着堂弟的衣角不松，“我不走”，堂弟也梗着脖子，“她留下”。 谁能想到，那场散了场的电影，会让两个陌生人的路，在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路上，绕成了一辈子的牵绊？村里人说堂弟“愣”，说玲子“野”，可谁也没看见——那晚堂弟背她时，悄悄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她身下；玲子后来总跟我婶子念叨，“他后背汗湿的印子，像张摊开的地图，我跟着走，就不怕迷路了。” 如今堂弟和玲子的儿子都上大学了，院角那棵老槐树还在，每年春天开得满枝白花。有次我问玲子，后悔那天跟个陌生人回家吗？她正择菜，手顿了顿，抬头看堂弟在门口修自行车，阳光落在他鬓角的白霜上，“后悔啥？要不是他绕了半宿没找着路，我哪能遇见个把我当宝贝疼的人？” 风从厨房窗户吹进来，带着槐花香，像极了那年秋天，露天电影散场后，裹着玉米秆甜香的夜风——有些路看似绕远了，却偏偏把人引到了该去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