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，贺龙辞世，第二年，贺鹏飞被分配到了甘肃武都汽修厂当工人。 那时甘肃陇南还叫武都，汽修厂藏在一片山沟里，厂房陈旧，空气中常年带着煤油与铁锈味。贺鹏飞的行李不多，提着一只破旧旅行袋，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站在厂门口没人认出他的身份。 工厂老工人只记得，来了个年轻人不声不响，抢着干脏活累活，三伏天钻车底也不皱眉。 贺鹏飞从没提自己是贺龙的儿子。过去那几年，他和妹妹贺捷生用假名在上海码头搬货，直到周恩来得知消息，通过多方联系才把他们接回。 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业中断后，他再次落到一线车间，干活格外卖力。有人见他拆发动机熟练又细致，问是不是干过这行，他只说一句：“学过点。” 下班时，他常帮人修三轮车，从不收钱。厂里的技工遇上机械问题，他会把自己清华时记下的资料拿出来，慢慢讲给对方听。 有个零件厂工人至今记得，贺鹏飞一次在沙地上画结构图，一讲就是两小时。 没人知道，他刚到厂时，已经得知贺龙去世的消息。他没去北京送终，也未办悼念，只是在车间晚班后，一个人坐在废弃轮胎上抽了半宿闷烟。 那时他才二十出头，头一次觉得“报国”这两个字，离得这么远。 贺龙生前严厉，贺鹏飞高考没过，求父亲找关系被骂回去，最终靠自己考进清华。他腿受伤后家人想派专车接送，贺龙坚决不同意，最后是请的三轮车。 这些事让贺鹏飞心里明白，身份不能当饭吃。 1974年，贺鹏飞离开武都调往北京。此时他才第一次见到母亲，母亲告诉他父亲临终前留下的几句话，其中一句是：“别搞特殊，走正道。”听完这句话他没撑住，在屋里痛哭。 三年后，贺鹏飞调入总参装备部，从最基层的装备调研员做起。他几乎每天跑连队，白天跟战士一起实操装备，晚上回办公室整理调研报告。 为了改进军车性能，他亲自带人测试车辆悬挂系统，整夜盯在试验场上。 贺鹏飞不喜欢开会讲话，但对技术细节极敏感。他推动军用越野车项目时，明确要求车辆必须适应西北荒漠与南方丘陵双重地貌。最终主导研发的“猛士”越野车拿下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成为部队标配之一。 1997年，乌克兰“瓦良格号”航母待售，国内争议极大。贺鹏飞敏锐判断这可能是中国海军跃升的机会。他找到了商人徐增平，建议以民间名义竞拍。 为了避开干扰，他亲自协调策划，从资金转移到路线安排，每一步都做了备案。过程中曾一度被土耳其拦阻，贺鹏飞又联络外交部门多方周旋，最终航母得以通过。 遗憾的是，航母尚未到港，他在2001年突发心脏病去世，终年55岁。 贺鹏飞去世后，“瓦良格号”完成改造，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“辽宁舰”。多年后，当歼-15战机从航母甲板升空时，人们才意识到，这背后，有一个汽修工出身的将领，曾悄悄为这一步打下基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