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吴荣森，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怀疑，他察觉到危险后，正准备撤离，却突然收到了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！ 谁能想到，这个在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做了三年文书的普通男人，竟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“利刃”。1946年从中央党校特训班结业时，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“潜伏待机，传递核心军事情报”，为了这个使命，他改了姓名，断了和老家的所有联系，甚至看着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嫁给他人，都只能在暗处咬碎了牙。三年来，他靠着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“谨小慎微”的伪装，先后传递了徐州会战的兵力部署、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防御计划等重要情报，可就在解放南京的战役即将打响时，麻烦还是找上了门。 特务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。一周前，负责和他接头的交通员老王在夫子庙传递情报时，被保密局行动科的人当场抓获，虽然老王在被捕前吞了情报，可特务顺着老王身上的一张电影院票根，查到了三天前和他有过“偶遇”的吴荣森。那天吴荣森是按照约定，借着看电影的名义交接密写药水，可就是这短短几分钟的接触，竟成了特务追查的线索。这些天，办公室里的气氛明显不对，行动科的李科长总借着查文件的名义在他办公桌前徘徊，眼神里的阴鸷像针一样扎人，就连平时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，也开始刻意疏远，甚至有人在背后偷偷议论“吴文书最近不对劲”。 他知道不能再等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商人服装塞进公文包，把藏在钢笔笔帽里的密写剂倒进下水道，正准备趁着夜色从后门溜走——按照组织预案，只要撤离到下关码头，就有地下党接应他去江北解放区。可就在他一只脚已经跨出宿舍大门时，口袋里的收音机突然传来一阵特殊的摩尔斯电码，那是只有他和上线才能听懂的紧急信号。他赶紧缩回脚步，关上门，从床板下抠出藏着的密码本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翻译起来，一行字让他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：“敌拟今夜炸毁下关电厂、自来水厂，速查具体时间及爆破点。” 下关电厂和自来水厂是南京城的命脉，一旦被炸毁，不仅全城百姓要陷入黑暗和缺水的困境，即将进城的解放军也会面临补给困难，甚至可能影响后续解放上海的进程。他手里的密码本被攥得发皱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——撤离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只要跨出这扇门，就能脱离险境，可如果他走了，这份情报就没人能传递出去，成千上万的百姓可能要遭殃。他想起老家的母亲常说“做人要对得起良心”，想起特训班时教官说的“潜伏者的使命，就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”，心里的挣扎像被两只手拉扯。 特务的搜查已经开始了，楼下传来了脚步声和呵斥声，显然是行动科的人开始逐个排查宿舍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把密码本重新藏回床板下，迅速换上平时的衣服，拿起桌上的公文包，故意把里面的文件弄得沙沙作响。当李科长带着两个特务踹开他宿舍门时，他正“惊慌失措”地整理文件，嘴里念叨着“长官，这么晚了还查岗啊？我这刚整理好明天要交的报表”。李科长上下打量着他，目光扫过他没来得及收起的公文包，突然伸手就要去翻，吴荣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却故意装作慌乱地把公文包往怀里抱了抱：“长官，这里都是机密文件，您要查得有站长的批条啊！” 就是这一句话，让李科长犹豫了——保密局的规矩森严，私自翻阅机密文件是要受处分的。趁着李科长迟疑的间隙，吴荣森主动开口：“长官要是不放心，我跟您去办公室查，所有文件都在保险柜里锁着，钥匙我这就去拿。”他知道，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藏着一份他早就准备好的“假情报”，而真正的爆破点信息，他已经凭着记忆默记在心。一路上，他故意放慢脚步，观察着楼道里的动静，心里盘算着怎么甩开特务，把情报传递出去。 到了办公室，他打开保险柜，把假情报递了过去，李科长拿着文件翻来覆去地看，却没发现任何破绽。趁着特务们注意力都在假情报上，吴荣森借口去厕所，偷偷跑到办公楼后的围墙边——那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是他和上线约定的紧急联络点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提前写好情报的纸条，用石头压在树洞里，刚要离开，就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他赶紧装作系鞋带，顺势把手上的粉笔灰擦掉。等他回到办公室时，李科长已经查完了假情报，虽然还是有些怀疑，却也没找到实质性证据，只能带着特务离开了。 第二天一早，解放军就发起了对南京城的总攻，而吴荣森传递的情报，让解放军提前控制了下关电厂和自来水厂，成功挫败了敌人的破坏计划。当南京城插上红旗，百姓们涌上街头欢呼时，吴荣森站在保密局的办公楼里，看着窗外的景象，眼眶湿润了——三年的潜伏生涯，无数次的提心吊胆，无数次的忍辱负重，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回报。 潜伏者的故事，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而是藏在平凡生活中的坚守和勇敢。他们没有光鲜亮丽的身份，没有鲜花和掌声，有的只是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，和对家国的赤诚。吴荣森的经历，只是无数潜伏者的一个缩影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诠释了什么是信仰，什么是担当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