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裸捐给国家2000亿，96岁去世时享受国葬规格，儿子却开出租谋生，这位被誉为“爱国者”的金融巨子，为何将子女的后路彻底堵死，却将毕生心血分文不取献给祖国？他的大爱将颠覆你对财富与父爱的所有想象。 1949年冬，庄世平带着从泰国凑来的一万美金，拉着18个伙计，在中环一间不起眼的小隔间里，把“南洋商业银行”的牌子挂了起来。 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，他硬是顶着可能被扣上“通共”罪名、甚至把牢底坐穿的风险，在银行大楼的楼顶升起了香港岛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。 这一挂，就定下了这家银行的调子，它不是用来圈钱的聚宝盆，而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回家的路，当别家银行盯着大鳄时，他专门给小贩、劳工和急需汇款回乡的侨胞开门。 按理说，生意做到了这个份上，庄世平完全有资格享受生活，等到后来南洋商业银行加上澳门的南通银行，资产膨胀到了两千亿港元时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无冕财神”。 但现实中的“财神爷”活得像个苦行僧，在银行的职工宿舍里，他一住就是几十年，那块不足一百港币的日本“精工”表，表漆剥落得像斑驳的旧墙皮，他也舍不得换。 那套出镜率极高的西装，袖口早已磨出了毛边，平日里上下班，这位掌握着天文数字资产的大佬，要么挤公交，要么步行，那一碗白粥配咸菜的晚餐，就是他对生活最大的索求。 上世纪20年代的排华风潮中，他眼睁睁看着家族几代人积攒的家业在连天的大火中化为灰烬，亲人们四散逃命。那是他第一次被残酷的真理打脸：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做后盾，个人的财富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，一个浪头打来，碎得连渣都不剩。 抗战时期，他在滇缅公路上冒着日军的轰炸运送汽油和药品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跑了四年运输，当他风尘仆仆归来，幼小的儿子甚至认不出这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就是爸爸。 这种从血火中淬炼出来的价值观，让他对自己那个身世显赫的长子庄荣叙，展现出了近乎不近人情的严苛。 庄荣叙当年得了水肿病，日子过不下去，在那异国他乡走投无路时给父亲写信求援，换做普通的富家翁，怎么忍心看着儿子受苦？可庄世平的回信冷得像冰：“全国人民都能活下去，你有什么好娇贵的？” 六个子女，不仅没有一人能沾到家里的光，甚至连去父亲银行打工的资格都被剥夺，他们被丢进内地的公立学校，没有零花钱，穿没有补丁的衣服都算奢侈。 除了开出租车的长子，其他的孩子要么在工厂流水线上做工，要么在学校里当个普通教书匠，全是扔在人堆里找不着的普通人。 在这位父亲的逻辑里，留给孩子万贯家财，那是喂给他们的毒药，直接给钱是害，教他们哪怕开卡车也能挺直腰杆吃饭，才是爱。 这种逻辑的最终爆发，是在他临终前的抉择上。 早在1986年，当南洋商业银行和南通银行市值正如日中天时，他就做出了那个让商界地震的决定：把这两家银行彻底“交公”，而在2004年，他又补上了最后一道手续，正式将自己名下高达2000亿的所有权益无偿捐给国家。 这原本可能是豪门争产狗血剧的导火索，但在律师楼签字的那天，六个子女平静地签下了名字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，甚至没有人流露出一丝惋惜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这笔钱从父亲在那座大楼顶上升起那面旗帜开始，就从来不属于庄家。 父亲一辈子都把自己定义为国家财富的“代管人”，而不是“拥有者”。 直到他闭眼的那一刻，他没有留给子孙一砖一瓦，也没有留下一张存折，他只留下了一座由精神铸就的丰碑，和那一整套关于“国”与“家”的沉重哲学。 在那片面朝大海、背靠青山的墓地里，庄世平其实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，但那个依然握着方向盘穿梭在香港街头的儿子，或许比任何坐拥金山的二代都活得更像个人样——因为他的脊梁，和父亲一样，是直的。 信源：澎湃新闻——裸捐2000亿、一生无车无房，还记得这位“最穷富豪”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