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，严凤英趁着丈夫熟睡，来到床头柜前，将事先准备好的100片安眠药吞下，第二天一早，丈夫看到严凤英留下的遗书，马上叫了救护车，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群反动派，他们不顾劝阻，用斧头将尸体已经冰凉的严凤英开膛破肚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 她的嗓子曾让黄梅戏飞出安徽的田埂——《天仙配》里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一开口，七仙女就从银幕里闯进全国观众的心里；《女驸马》中“为救李郎离家园”的唱段，至今还在戏迷的收音机里打转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让地方小调变成国剧的女人，最早只是桐城罗家岭田埂上跟着姑姑哼曲儿的野丫头。 1930年春天，安庆魏家巷的小旅馆里，严凤英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降生。后来父母分开，她跟着祖父母过活，田埂边的黄梅调、父亲教的京腔，像两粒种子落在心里。十来岁那年，打锡匠严云高路过村子，听见她在晒谷场唱戏，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计——这个嗓子透亮、身段灵动的姑娘，是唱黄梅戏的好苗子。 族里人却炸开了锅，“女孩子抛头露面唱戏，丢尽祖宗脸”，扬言要按族规处置。祖父连夜收拾包袱，牵着她的手逃出罗家岭，身后是族人的咒骂，身前是未知的戏班路。她跟着严云高走街串巷，从《打猪草》里的村姑演到《小辞店》里的柳凤英，十五六岁就成了桐城戏班的“台柱子”。 南京“友艺集”的茶座后台，她对着镜子练京胡指法到指尖发红；1953年南京大戏院的《打猪草》，她把田间地头的俏皮劲儿揉进唱词，台下掌声让她第一次知道，小戏也能登大雅之堂。1954年华东区戏曲会演，她演的七仙女穿着粗布衣裳，一开口却让评委拍了桌子——“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！”一等奖的奖状，让黄梅戏第一次走出安徽。 1956年，她和导演王冠亚结婚，宿舍里堆着学生的信，她趴在桌上一封封回；朋友落难，她揣着工资去西餐厅买单，笑着说“艺术要养人，人更要互相帮衬”。那几年，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一部接一部，她的嗓音像带着蜜的泉水，把黄梅戏从乡野小调酿成了家家户户哼唱的旋律。 可风向变得比戏台上的变脸还快。六十年代中后期，“三名三高”“封资修代表”的标签像冰雹砸下来。她在《天仙配》里设计的“飞天”身段，被说成“模仿资产阶级芭蕾”；融合京剧念白的唱腔，成了“修正主义毒草”。剧团改叫“战斗文工团”，她的名字从节目单上消失，排练厅的镜子蒙了灰，再也照不见那个挺拔的身影。 批斗会一场接一场，游街的绳子勒红了她的脖子，曾经给她写信的学生远远躲开，连丈夫王冠亚也被要求“划清界限”。她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一遍遍地摩挲戏服上的金线，那些绣着凤凰的绸缎，如今摸上去像砂纸。1968年4月7日傍晚，她穿着那件旧棉袄站在宿舍大院，对邻居说“我站得直坐得正，就是这眼前的黑，什么时候才亮啊？”说完，转身回了家。 深夜，王冠亚在梦里听见窸窣声，醒来时，妻子已经没了呼吸。枕边的遗书用铅笔写着“我对党忠诚，可这帽子太重了”，桌上的空药瓶像个沉默的惊叹号。他疯了似的打电话，找医院，求军队，等来的却是带着红袖章的人——“她是国民党特务！要解剖找罪证！” 斧头劈开身体的声音，比任何叫骂都刺耳。他们翻遍内脏，只找到没消化的安眠药，却没人说一句“错了”。送葬那天，几百人冒雨站在路边，没人敢哭出声，只有风裹着黄梅调的旋律，断断续续地飘——那是她唱过的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，此刻听着像一把钝刀。 1978年的平反通知送到王冠亚手上时，他正对着她的遗像发呆。后来，他写了42万字的传记，把她的唱腔、身段、那些被批斗的日子，都刻进纸里。纪念碑立起来那天，戏迷们带着录音机，一遍遍放《天仙配》，有人说“她的嗓子还活着”，有人摸着纪念碑上的名字掉眼泪。 如今剧场里唱《天仙配》，七仙女的唱腔还是她当年的调门。只是没人再记得，那个让黄梅戏飞起来的女人，最后是穿着旧棉袄，吞下一百片安眠药，在黑暗里等天亮。她用生命唱完的最后一出戏，没有舞台，没有掌声，只有历史在旁边记着——有些荒唐，永远不该被忘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