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845年，唐武宗展开“灭佛运动”，拆毁4600多座寺院，勒令26.5万僧尼还俗，旁人问他原因，唐武宗说：“今日我不灭佛，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，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！” “今日我不灭佛，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，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！” 是一个皇帝，对一个当时风头正盛、信徒遍天下的宗教说出的话，背后到底藏着多少无奈和铁血？ 公元845年，那时的大唐，已经不是“万国来朝”的盛世了，虽然底子还在，但各种毛病像慢性病一样缠绕着帝国肌体。而佛教，在经历了唐初的兴盛后，到中晚唐，那是达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顶峰。 佛教兴盛不是好事吗？怎么就成了皇帝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？ 唐朝的寺庙，可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只有几个老僧清修的地方。那简直就是一个个“独立王国”，一个“超级经济体”。 首先是土地。 寺庙凭借信徒供养和皇室赐予，拥有大量免税的良田。古代农业社会，土地就是命根子，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。可寺庙的土地不用交税！想象一下，当一个国家的良田越来越集中到这些“免税区”，国库能不空虚吗？老百姓辛辛苦苦种地交税，而寺庙里的人却能坐享其成，这本身就是极大的社会不公。 其次是人口。 寺庙里的僧尼数量像滚雪球一样疯长。根据官方数据，唐武宗这次勒令还俗的僧尼，可是有26.5万人！这还不算当时逃避徭役、偷偷依附于寺庙的“寺户”或“浮寄人”。这么多壮年劳动力跑去当和尚尼姑，国家不仅少了税收，更少了可以保卫边疆的士兵，“兵员不足”成了大唐的心腹大患。 最后是财富。 寺庙里不仅有田地，还有无数信徒捐赠的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。许多寺庙盖得是金碧辉煌，奢靡至极。段成式那首《桃源僧舍看花》里，写“前年帝里探春时，寺寺名花我尽知”，当年长安城里最美的花，都开在寺院里，这景象，真是繁华到让人心惊。 唐武宗李炎，这位皇帝可不是个软柿子。他刚上台的时候，就跟宰相李德裕联手，削平了专权的宦官集团，又硬是把不听话的泽潞藩镇给揍服了。可以说，他是个有能力、有手段、想干事的君主。 可他放眼望去，外有回鹘虎视眈眈，内有藩镇割据的隐忧，国库却空得能跑老鼠，兵力也拉不起来。在他看来，佛教的过度膨胀，已经从一种信仰，变成了一个吸食国家元气的“金融黑洞”。 这事儿，表面上看是“灭佛”，实际上是一场“皇权”对“宗教财阀”的经济战和政治战。 唐武宗不是不信佛，他只是信奉“国家才是最大的”。 经济上： 拆毁寺院，没收大量良田、奴婢、金属佛像。这些收归国有的财富，一下子充实了国库，缓解了财政危机。被勒令还俗的僧尼重新成为编户齐民，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。这可是“一举多得”的“开源”大动作。 政治上： 寺庙不仅有钱有地，还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，许多大寺院甚至能干预地方事务，这对皇权来说是潜在的威胁。唐武宗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在大唐，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，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。 所以，当别人问他为什么灭佛时，他才会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：“今日我不灭佛，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，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！” 这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宣言。他把“灭佛”上升到了“保国安民”的高度。 当然，这场运动是铁血的，也必然会带来痛苦。 比如前面提到的诗人段成式，他写《桃源僧舍看花》，回忆起前年在长安寺庙看花的繁盛，再对照如今“长安已灰烬”的凄凉，那种“忍能南国对芳枝”的悲伤，是真真切切的。 这是文化人的情怀。他们惋惜那些精美的佛像被熔毁，惋惜那些承载着艺术与文化的寺庙被夷为平地。佛教在中国传承千年，它早已融入了文学、艺术、哲学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突然被粗暴地斩断，谁不心痛？ 灭佛运动在短时间内虽然造成了文化上的巨大损失和社会动荡，但它确实为风雨飘摇的晚唐续了一口气。它像一场“刮骨疗毒”的大手术，强制性地将流失的国家财富和人口资源拉回了正轨，至少让唐朝的统治得以继续维系。 唐武宗这次“灭佛”，史称“会昌法难”，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三武一宗灭佛”中的一次。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，当它积累的财富和权力超出其本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时，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最终招来灭顶之灾。 佛教的衰落不是因为信仰本身，而是因为它背后的庞大经济体系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。财富本是好事，但如果财富过度集中，脱离了监管，逃避了义务，它就会变成吞噬社会的毒瘤。 历史，总是在用不同的面孔，重复着相似的教训。只有平衡，只有责任，只有让财富回归服务于社会，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，国家才能长久，百姓才能安居。 唐武宗那句“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”，至今听来，依然是振聋发聩的警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