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国中将下连当兵，连长担心他射击考核拖后腿，他却9枪打出86环 那是1958年初夏，毛主席提出“军队高级干部下连当兵”的决策。韦杰将军二话不说，响应号召，来到了驻重庆某团的“红二连”。 韦杰刚一到连队，连长和指导员就把“热情”过头了。 由于担心首长吃不惯大锅饭，炊事班特意开了小灶。韦杰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他虽然明白这是下级的一片好意，但这完全违背了他下连的初衷。 韦杰一边吃着那顿“特殊饭”，一边严肃地给连长立规矩：“心意我领了，但我是来当兵的，从现在起，我就叫韦杰，是列兵，你们必须把我安排到班排里去！” 连长一脸为难，支支吾吾地说二排二班没空床了，想让首长住连部。韦杰直接反问：“住连部？那是不是还得给我配个警卫员啊？” 这一问，把连长问住了。看着首长动了真格，连队只好把他安排进了二排二班。为了不让战士们拘束，韦杰一进班就主动“套近乎”，问大家名字、家乡、工分够不够、是不是超支户。几句家常话一唠，原本紧绷着神经的小战士们，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地了。 第二天出早操，起床号一响，他收拾内务的速度比新兵还快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。到了操场上，稍息、立正、齐步走，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得像教科书。 韦杰在班里待了几天，发现排班表上唯独没有他的夜岗。他找班长理论，班长也是实在人，说：“首长，您年纪大了，视力又不好，晚上就不安排了。” 韦杰不干，他认为既然是当兵，就没有搞特殊的理由。连长和指导员抓耳挠腮，最后想了个折中的法子：不让首长单独站岗，让他跟着班长查岗。 到了晚上查岗的时候，由于天黑路不熟，班长怕首长摔着，顺手就把手电筒打开了，一道光柱直直地照向前方。 韦杰一看，立马把班长拦住了：“班长，咱们这是查岗还是捉田鸡啊？” 班长解释说是怕他看不清路。韦杰却严肃起来，这不仅是走路的问题，这是战术素养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你打着手电，大老远哨兵就看见了。到时候，是我们查哨兵，还是哨兵查我们？” 两人摸黑走到哨位，动静不小，可哨兵既没喊“站住”也没问口令。韦杰奇怪了，问班长口令是啥，班长说是“东方”。韦杰转头问哨兵：“你为什么不问口令？” 哨兵嬉皮笑脸地回了一句：“问啥呀，大老远就知道是首长和班长来了。” 第二天的班务会上，他把这事儿拎出来狠狠批评了一通。警惕性是军人的命，哪怕是和平年代，这根弦也不能松。 当然，韦杰也有“发飙”的时候，特别是看到违反军纪的情况。 有一次，韦杰跟着战士们上街巡逻纠察。大老远就看见一个佩戴上校军衔的军官，背着手，摇头晃脑地走过来。这显然违反了《队列条令》。 带队的班长上去敬礼纠正，那个上校还不乐意，觉得自己官大，纠正一下就行了，凭什么还要登记名字？ 韦杰忍不住了，一步跨上前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刘德喜，你违纪了，必须登记！” 那个上校一听这声音耳熟，回头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眼前这个带着列兵军衔的老头，正是他的老上级、成都军区韦副司令！ 刘德喜立马立正敬礼，乖乖登记。这事儿在重庆警备区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韦副司令是真把自己当兵看，谁也不敢在军容风纪上造次。 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连队实弹射击考核的日子。 连长看着已经年过四十的韦杰，心里直打鼓。老首长离开一线这么多年，眼睛还花，万一打个“光头”或者不及格，这多尴尬？ 连长又想搞“特殊化”，建议韦杰不参加，或者参加了也不算二班的成绩。 韦杰一听就不高兴了：“怎么？信不过我这个老兵？怕我拖二班后腿？” 连长赶忙解释，但韦杰不吃这一套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我在红军时期就当过射击教员，这几天也练了，打个良好问题不大。” 韦杰趴在地上，卧姿装弹、定标尺、据枪瞄准。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，虽然年纪大了，但那股子老侦察兵的精气神还在。 随着枪声响起，报靶员那边的红旗一次次挥动。 连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紧盯着远处。射击结束，报靶员兴奋的声音传遍了全场：“首长打了5个10环，4个9环，一共86环，总评优秀！” 连韦杰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，他特意让人把靶纸拿过来，亲自数了数弹孔，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。团长激动地竖起大拇指，称赞他是神枪手。 韦杰擦了擦手上的火药味，感慨地说：“这都是当年逼出来的。在江西苏区当侦察兵那会儿，朱老总要求严啊，射击技术不达标，想当个兵都难！” 这句话，分量极重。它道出了老一辈革命军人过硬素质的来源——那是从血火中练出来的真本事。 韦杰在红二连当了两个月兵，这两个月，他没把自己当将军，战士们也没把他当外人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官兵一致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。 那个年代的将军，大多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他们懂得基层，懂得士兵，更懂得手中的枪分量有多重。韦杰将军的这86环，打出的不仅仅是成绩，更是老一辈军人对“当兵”二字的敬畏与坚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