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5月20日，李宗仁当选“代总统”，参加就职仪式前询问蒋介石，他们应该穿什么衣服出席？蒋告诉他穿军装。没想到当天蒋介石却穿了长袍马褂出场，让穿了军装的李宗仁再换也来不及，站在蒋介石的后面，看起来像他的卫兵一样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李宗仁尴尬的浑身冒汗，脚底能抠出三室一厅来。 南京就职那天，灯一亮，站位就怪。 前头是穿长袍马褂的蒋介石，径直走到中央。后面是一身军装的李宗仁，只能退半步跟着，看上去更像警卫而不是元首。仪式前他特地去问该穿什么，只听到一句“军装合适”，真到台上才发现自己被挤在后排，只能硬着头皮站住。 这一幕，接在一九四八年的选举后面。那一年，中华民国行宪后举行全国性总统选举，也是整段历史里唯一的一次。 蒋介石以二四三零票对二六九票击败同党对手居正，得票接近八成，当上行宪总统。 副总统那边，孙科一二九五票，李宗仁一四三八票，桂系在三次反蒋之后，好不容易把自己人顶到这个位子上。 蒋介石对桂系不放心，更对“被人拿住”这件事格外谨慎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“兵谏”，是扎在心里的刺。张学良、杨虎城联手，把来督战的他扣在西安，逼他丢掉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老方针，同意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 那次他差点丢命，从此走到哪都要让自己的兵层层围着自己。 一九四八年当上行宪总统，战场却一路往下掉。 国民党打内战的钱枪大多靠美国，他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电，说愿亲自赴美求援，被干脆回绝，只好改派宋美龄出访。 美国坚持按私人访问接待，杜鲁门以私人身份短暂见了一次，就不再安排会面。 一九四九年一月，蒋介石宣布下野，由副总统代行总统。表面像把位子交给李宗仁，实情是退到幕后换个地方指挥。李宗仁能当上代总统，也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点头。 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老家，周围都是他控制的部队。 国民党军队里，除了桂系那部分，大多只听奉化那一头。 徐州“剿总”总司令刘峙，从一九二六年起追随他，被称为“五虎上将”之首，掌握华东兵力。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长江下游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一线，这个人早在台儿庄战役中就和李宗仁结了梁子。 国防部江防会议上，这种倾向一下摊在桌面。 作战厅长蔡文治主张，把防线重点放在南京上下游一段，那里江面窄，北岸支流多，船好藏，共军最容易从这里渡江；江阴以下江面开阔，不必堆重兵。 李宗仁对这套安排频频点头。汤恩伯坚持要守上海。蔡文治问，共军真要过江，上海守得住吗。 汤恩伯当场拍桌，口气极冲，还扬言要枪毙他，拂袖而去。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，汤恩伯又跑到杭州，突然把自己的老师、浙江省主席陈仪拘押撤职。 李宗仁事前毫不知情，只能从报纸上看到消息，脸上挂不住，下令查办。 很快有人提醒，这一手其实是奉化那边点头。何应钦、孙科等国民党要员轮番劝他，蒋先生向来如此，如今风雨飘摇，真撕破脸对谁都没有好处，这场风波到头来也就冷下去。 行政系统同样不给代总统面子。 蒋介石下野后，孙科没打招呼，就把行政院迁到广州。 李宗仁下令他回南京，孙科装作没听见。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，代总统只好亲自飞去广州当面提出要求。孙科口头答应，国民党中央党部却仍留在广州，政府成员只好两地来回跑。拖到三月，孙科干脆辞职。 行政院长的位置空出来，李宗仁看中何应钦，希望他接手。 何应钦一句“要看蒋先生点头”，把实情说穿。代总统只好让秘书给溪口打电话，蒋介石以“退休之人”为由不理会。不久局面又按奉化那头的意思转向。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，何应钦六十岁生日前夕，蒋介石派张群带着亲笔题写的“安危同仗，甘苦共尝”寿轴和一封信上门，请他出任行政院长。 何应钦深受感动，三月二十三日正式担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。 国防部长掌军，等于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权握在蒋系人马手里。 除了桂系那点兵，李宗仁几乎调不动一兵一卒。内阁里，陈立夫等人提出中共不得渡江、反对联合政府、先停战再谈统一的一整套主张，北平和谈一再被拖。 接任代总统之初，他还想着通过和谈挡一挡解放军，借斯大林的影响让国共和长江划出界线，弄出一个南北格局。战事节节败退，和谈最终破裂。 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蒋介石授意下成立“非常委员会”，口头说辅佐代总统，却明言“总裁虽已摆脱政治责任，但不能放弃革命之领导”。 在人事上，他早铺好牌：先让孙科做行政院长，把陈立夫、张厉生、谷正纲进内阁。 退到奉化以后，他天天接见军政要员，下令汤恩伯运走黄金和故宫文物，让陈诚部署东南沿海，这些大事李宗仁事前都不知道。 桂系三次反蒋，外人爱问，为何当了代总统还不趁机软禁他。 党内蒋介石仍是总裁，拥护者最多，真把人关起来，国民党很可能当场分裂； 这么多年共事下来，他虽被骂心狠、言而无信，却没直接对李宗仁下过毒手，这一步便始终迈不出去。 回头看南京那张就职照片，长袍站中间，军装退后半步，谁才说了算，其实写在画面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