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4月18日，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，正要回家，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，

1948年4月18日，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，正要回家，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，他意识到出事了，赶紧转身离开。 李维嘉那年32岁，公开身份是上海静安寺附近一家书店的老板，实际是中共地下党沪中区的联络员。他皮肤白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平日里总是笑眯眯地和顾客打招呼，谁也看不出这个文质彬彬的书店老板，手里攥着关乎整个上海地下组织安危的情报。 那天他和上线在苏州河边的桥洞下接头，拿到了一份国民党军即将对地下党据点进行大搜捕的名单，情报被他缝在了中山装的衬里，贴着心口的位置，带着体温。接头很顺利，他沿着弄堂往书店走，心里盘算着晚上怎么把情报送出去，脚步都轻快了些。 弄堂口的老槐树下，蹲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是隔壁裁缝铺王师傅的女儿妞妞，才8岁。平日里妞妞见了他，总会脆生生喊一声“李叔叔”，然后扑过来要糖吃。这天却不一样，妞妞蹲在树影里，小手攥着衣角，看见他的瞬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飞快地朝他摆了摆手，然后又赶紧低下头，假装在玩地上的石子。 李维嘉的心猛地一沉，脚步顿住了。他知道，这是地下党约定的紧急暗号，摆手代表“此地有危险，立刻撤离”。王师傅和他妻子也是地下党员，负责传递消息，妞妞耳濡目染，早就记住了这些简单的暗号。 李维嘉装作没看见妞妞，眼睛余光却扫到了弄堂深处的两个身影。那是两个穿黑色长衫的男人，戴着礼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靠在墙角抽烟，眼神却时不时瞟向书店的方向。 他们不是弄堂里的住户，平日里从没见过。李维嘉瞬间明白了，王师傅家大概率出事了，特务是冲着自己来的。他手里的情报沉甸甸的，要是被抓，不仅自己没命，沪中区的几十个地下党员都会暴露。 他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就朝着弄堂的另一头走，脚步不快，装作闲逛的样子，心里却翻江倒海。他想起三天前，王师傅还来书店和他碰头，说最近街上的特务多了不少，让他小心点。当时他还安慰王师傅，说只要小心行事，不会出问题。 没想到，危险来得这么快。他走到弄堂口的烟纸店，买了一包烟，老板是个秃顶的老头，也是自己人，看见他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担忧，嘴上却笑着说：“李老板，今天怎么有空买烟？”李维嘉掏出钱，低声说了句“货被盯上了”，老板的脸瞬间白了，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 出了弄堂，李维嘉不敢坐黄包车，怕被特务跟踪，只能沿着街边快步走。街上人来人往，叫卖声、汽车喇叭声混在一起，他却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后背的汗把衬衫都浸湿了。 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，她们住在郊区的乡下，要是自己出了事，她们该怎么办？他咬了咬牙，攥紧了拳头，不能慌，情报还在身上，必须安全送出去。 他绕了好几条街，确认身后没有尾巴，才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巷。小巷尽头有个废品收购站，老板是地下党的交通员，外号“老黑”。他敲了敲收购站的铁门，三长一短，这是接头的信号。 铁门开了一条缝，老黑的脸露了出来，看见他，赶紧把他拉了进去。“你可算来了，王师傅两口子被抓了，特务在你书店守了一天了！”老黑的声音带着焦急。 李维嘉的心揪了一下，王师傅两口子都是好人，还有妞妞那个孩子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他来不及多想，从衬里掏出情报，递给老黑：“这是大搜捕的名单，赶紧送出去，通知同志们转移。” 老黑接过情报，塞进了一个废纸箱里，点了点头：“你放心，我今晚就送过江。你现在不能回书店了，我给你安排个地方躲几天。”李维嘉点了点头，坐在收购站的板凳上，看着窗外的天，慢慢黑了下来。 他想起了妞妞，那个8岁的小姑娘，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，敢朝他摆手示警，那份勇气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 三天后，老黑带来了消息，情报安全送到了解放区，同志们都转移了，没一个人被抓。王师傅两口子在监狱里没吐露一个字，特务没拿到任何证据，只能暂时把他们关着。 妞妞被地下党的同志救了出来，送到了解放区的孤儿院。李维嘉听到这些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知道，这场斗争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，有无数像王师傅、妞妞这样的人，在默默付出。 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了。李维嘉站在书店的门口，看着街上飘扬的红旗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他找到了妞妞，把她接回了家，认作了女儿。妞妞长大后，成了一名教师，她总会给学生们讲当年的故事，讲那个叫李维嘉的书店老板，讲她勇敢的父母。 地下工作的岁月里，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却处处都是生死考验。一句暗号，一个眼神，一次摆手，都可能决定成败，关乎生死。那些隐姓埋名的人，那些挺身而出的孩子，都是黑暗里的光，照亮了通往光明的路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