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以来，对于白求恩，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、如何伟大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？ 白求恩来中国的故事，得从他40岁那年在蒙特利尔的办公室说起。作为北美顶尖胸外科医生，他的日程表排满了富人的肺部手术，酬金足够在湖边买栋带码头的别墅。 但每天下班穿过贫民区，总能撞见咳嗽带血的工人蜷缩在巷口——这些本该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，兜里连阿司匹林的钱都没有。 这种荒诞的对比，像手术刀一样划开了他的职业理想：当医生的救不了最需要救的人，医术再高明又有什么用？ 转折点在1926年。他自己患上肺结核，躺在特鲁多疗养院的病床上，看着富人们用进口药物维持，穷病人只能等死。 直到他赌命尝试了苏联的"气胸疗法"奇迹康复，才突然明白：医学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。 1935年莫斯科之行，他目睹工人免费体检的长队，护士会上门给孕妇送牛奶——这种把健康权还给普通人的制度，让这个在教堂长大的医生眼里有了光。回国后他逢人就喊"加拿大需要苏维埃医疗"，结果被当局列入危险分子名单。 加入加拿大共产党那天，他在日记里写："终于找到药方了，治的不是肺痨，是整个社会的烂疮。" 1936年西班牙内战，他带着自制的流动血库冲上火线，看着共和军伤员输着工人捐献的血活过来，突然懂了毛泽东说的"为人民服务"不是口号。 当陶行知在洛杉矶告诉他"中国有支军队，伤员哪怕断腿也要爬回根据地"，他立刻想起苏联的工人医院——原来真的有人在把他的理想落地。 1938年延安的窑洞里，毛泽东跟他聊了通宵。这个穿着补丁军装的领袖说"我们的医院现在只有土炕，但将来要让每个农民都看得起病"，白求恩突然鼻子发酸。 他在蒙特利尔喊了十年的全民医保，居然在黄土高原的土坯房里看到了雏形。第二天他就拒绝了国民党的高薪邀请，背着X光机往晋察冀赶——路上遇到个腿伤的小战士，疼得冒汗还说"等好了要打鬼子"，这不就是他在西班牙见过的工人弟兄吗？ 在唐县的破庙里，他握着被日军刺刀划伤的农民的手做手术，突然觉得比给美国富豪开刀踏实。 那些八路军护士用搪瓷缸煮绷带，用高粱秆做夹板，却把最后一块磺胺留给伤员——这不就是他梦想的医疗体系吗？不需要豪华设备，只要把人当人。 直到临终前，他还在抱怨"我还没教会他们做胸腔闭式引流"，好像忘了自己是个本该在多伦多开私人诊所的名医。 有人说他是圣人，其实他只是个固执的医生。当资本主义医疗体系把穷人拒之门外时，他在共产主义的实践里找到了答案——不是施舍，而是让健康权成为每个人的标配。 就像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的："中国的农民可能听不懂马克思，但他们知道八路军的医院不要钱。这比任何理论都有说服力。"这个不远万里的"洋医生"，终究在华北的山沟里，找到了比医术更重要的药方。 参考信息： 《白求恩：我生平中最愉快、最有意义的时日》·中国共产党新闻网·2025年8月8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