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林农安，一男子干了近六年的辅警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胳膊上那处跟了他好些年的旧文身，

吉林农安，一男子干了近六年的辅警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胳膊上那处跟了他好些年的旧文身，会突然成了“问题”，单位以这个理由将其辞退。男子心里憋屈：纹身入职前就有，活儿也没少干，怎么现在才提？他想起单位这些年一直没给交社保的事，觉得这更像是找个借口。 男子决定讨个公道，把管理他的交警大队告上法庭，要求补缴社保、支付赔偿。遗憾的是，法院查明，男子工作期间签合同的单位发生过变更，而其主要起诉了早期的用工单位，但他与该单位的劳动关系早在一年前就已结束。法院的判决出乎意料。   2019年9月，刘某通过招聘程序，进入了县交管大队，成为一名警务辅助人员。   单位与刘某签订了书面的用工协议，协议一年一签，内容明确了工作职责、纪律要求及报酬。   此后的几年，年年如此，刘某也习惯了这种模式，勤勤恳恳工作，接受单位的管理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   不过，刘某在入职时，身上便已存在纹 身，这并非在职期间的新增“爱好”，但即便如此，刘某顺利入职并开始了他的辅警工作，这一干就是将近六个年头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 至于当初入职体检时，该纹 身是否被注意到、是否成为问题，刘某也不得而知，而现有的案卷材料并无明确记载。   让刘某无法理解的是，自入职起直至2023年12月，单位一直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，也未曾给予相应的现金补助。   这对于依赖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刘某而言，意味着医疗、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是缺失的，他曾为此与单位领导进行过沟通，但问题始终未获解决。   刘某还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其与县交管大队签署的固定期限用工协议于2024年9月3日到期。   而在2024年1月1日，刘某与县公安机关签订了一份新的、期限为三年的劳动合同，时间至2026年12月31日。   签完这份合同后，刘某的工作地点、岗位内容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，他依然在交警大队从事原先的工作。   2025年6月，单位找了刘某谈话，并以其“身上有纹 身”为由，决定单方解除与他的劳动关系。   这个理由让刘某感到愕然与不解，他辩解道，纹 身早已存在，并非入职后所为，为何在工作了近六年后，突然以此为由将他辞退？   况且，在这近六年间，他的工作表现并未因此受到否定。他怀疑，这或许与之前长期协商未果的社保缴纳问题有关，文身只是一个“方便”的借口。   但是，单位方面的态度坚决。   刘某在尝试沟通无果后，选择了法律途径，他提起了劳动仲裁，并在仲裁后诉至法院，请求县交通管理大队补缴在职期间的五险一金，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等各类补偿，金额近6万元。   在庭审中，县交管大队提出如下意见：   第一，县交管大队承认刘某曾是本单位职工，但强调最初的用工协议于2024年1月1日已经终止。   之后，刘某是与县公安机关签订的劳动合同，县交管大队只是接受县公安机关的指派继续使用刘某的劳动力。解除决定也是县公安机关作出的，县交管大队仅是“代为通知”。   第二，即便要追究2024年1月1日之前的责任，刘某的诉讼请求也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。  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？   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，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。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。   法院指出，刘某于2019年9月4日与县交管大队签订首份用工协议，此后双方按年度续签协议，该模式持续至2023年，刘某接受县交管大队的管理，从事其安排的警务辅助工作，并由县交管大队支付劳动报酬，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。   这意味着，自2019年9月4日起，刘某与县交管大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  不过，刘某于2024年1月1日与案外人县公安机关签订了一份新的《劳动合同书》，合同期限为三年，该合同明确了县公安机关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身份、刘某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。   该签订行为意味着，刘某与县交管大队的劳动关系于2023年12月31日自然终止，自2024年1月1日之后，刘某与县交管大队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。   此外，刘某系要求县交管大队补缴2019年9月至2023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及支付相应经济补偿。   对于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应知晓该权利可能受到侵害，最迟至2023年12月31日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，刘某应当明确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，其主张权利的时效开始计算。   然而，刘某本次提起仲裁的时间是在2024年12月31日之后，且县交管大队在诉讼中明确提出了仲裁时效已过的抗辩。   最终，法院认定刘某的诉求因其未在法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内申请仲裁，已超过仲裁时效，判决驳回诉请。   对此，您怎么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