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时，原国军中将柏辉章被判处了枪决之刑，柏辉章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抗日有功还率部起义，为何还要被杀。 你可能不知道，柏辉章的名字，曾和淞沪战场上的铁血荣光绑在一起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师长的他，带着从贵州山区招募的子弟兵，千里驰援上海。 大场镇阻击战中，日军的坦克履带碾过阵地，飞机投下的炸弹把泥土翻了一遍又一遍。他却始终守在前线指挥所，甚至把警卫员推到安全地带，自己握着望远镜观察敌情。 战士们用步枪、手榴弹对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，连炊事兵都拿起了枪冲上火线。这场战斗打了七天七夜，102师伤亡过半，三个团长全部阵亡，营连级军官损失殆尽，可他们硬是没让日军前进一步。 为了补充军需，他更是咬着牙卖掉了祖传的柏公馆——也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会址，把所得的12万银元全部换成了弹药和粮食。这份为民族大义豁出一切的决绝，连当时的战区长官都为之动容。 抗战胜利后，柏辉章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。他曾跟着国民党打内战，可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在同胞的枪口下，看着百姓因为战争流离失所，他的内心越来越迷茫。 1949年11月，解放军逼近贵州遵义，国民党当局逼着他率部抵抗，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带着102师残部宣布起义，加入人民解放军序列。他以为，自己抗日的功劳能被铭记，起义的抉择能换来新生，可他没料到，命运的伏笔早已埋下。 起义后，柏辉章的部队被整编，可部分旧部因为对改编不满，加上当地土匪的蛊惑，竟然发动了哗变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尽管柏辉章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报告，还主动配合劝说旧部投降，可在当时的镇反背景下，他作为原部队的最高指挥官，还是被认定为对哗变负有主要责任。 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历史身份成了绕不开的坎——抗战前，他曾率部参与过围剿红军的战斗，手上沾过革命群众的鲜血。这些历史问题，加上哗变事件的影响，最终让他走到了刑场。 柏辉章的困惑，其实是对历史复杂性的不理解。他以为抗日有功、率部起义，就能将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，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历史问题、现实行为、部队管控责任，都被纳入了评判体系。 我们不能否定他的抗日之功，他带着贵州子弟兵在淞沪战场流的血，是为民族独立付出的代价，这一点值得永远铭记；但也不能忽视他的历史过错和起义后的管控不力。 历史人物的功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加减法，时代的洪流中，个人的命运往往充满了无奈，柏辉章的悲剧，正是这种无奈的缩影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