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旬阳，一货车司机在服务区高烧抽搐，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救护车赶来后，顺利接上货车司机。不料，返程途中，经过一座高架桥时，货车司机情绪突然激动，强烈要求下车方便。救护车无奈，将车停在了桥边，车刚停稳，货车司机便自行开门，朝隧道方向慢跑。医生赶忙下车跟随，护士和司机也相继追上。谁都没想到，货车司机突然一个转身，冲向桥外侧。医生被过路车挡了一下，没能拦住。只见货车司机翻过一米多高的护栏，坠入桥下，不幸死亡。事后，家属认为医院不该在危险路段停车并让病人独自下车，将医院告上法庭，索赔136万余元。法院这样判决。 2024年8月3日，长途货车司机戴某在十天高速前往白河方向的旬阳服务区内，突感身体严重不适，高烧、抽搐，呼吸也变得异常困难。 孤立无援之下，戴某强撑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 电话那头，是某医院急救中心的值班人员，接到求救后，值班医生李某、护士陈某和司机贺某没有丝毫耽搁，迅速驾驶120救护车，闪着蓝红色的警示灯，驶入了服务区。 急救人员在服务区找到了戴某所在的半挂车驾驶室，初步询问和观察后，三人协力将虚弱的戴某扶上了救护车后排。 护士陈某立即使用车载设备为他进行生命体征监测，并在一旁看护。 司机贺某则熟练地驾驶车辆，调转车头，驶上返回医院的高速公路。 此刻，车上的医护人员认为，只要尽快到达医院，患者戴某就能得到更全面的救治。 然而，谁也没料到，一场无法预料的意外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。 救护车行驶途中，经过一段高架桥路段，戴某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，他强烈地向随车人员提出一个要求：必须立即下车小便。 尽管医护人员可能进行了劝说，希望他能忍耐至医院或更安全的地点，但戴某的态度坚决。 考虑到戴某的激烈情绪，以及为避免其在车内发生其他意外，司机贺某在判断路况后，将救护车停靠在了高架桥的护栏边。 车辆停稳后，戴某自行打开了车门下车，起初，戴某是朝着某隧道方向慢跑。 医生李某出于职业本能和责任心，紧随其后下车，试图跟随并看护，以防不测。 护士陈某和司机贺某也随后下车。 然而，戴某突然毫无征兆地改变了方向，转身冲向高架桥靠河的一侧。 医生李某因被桥上路过的车辆短暂阻挡，未能及时拦截。 戴某翻越了高达115厘米的护栏，纵身跳下。 司机贺某立即反应过来，先后拨打了110和119报警求助。 遗憾的是，当夜找到戴某时，他已无任何生命体征。 事后，戴某的家人将出诊的医院告上了法庭，提出了总计136万余元的赔偿请求，他们认为，医院工作人员存在重大过错： 其一，在漆黑的夜晚，将救护车停放在设有禁停标志的高架桥路段，将全车人员置于危险境地； 其二，在停车后，放任当时可能已“神志不清”的戴某独自下车，未能进行有效约束或贴身陪护，最终导致了坠桥悲剧。 面对指控，医院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，他们强调，根据救护车内的监控视频显示，戴某在转运途中神志清醒，甚至一直在接打电话，后来还对随车人员表现出攻击性。 医院方认为，戴某强行要求停车，并最终选择跳桥，其死亡原因是自身主动的“自 杀行为”。对于这种极端且突然的行为，随车的医务人员在事前根本无法预见。 因此，戴某的死亡在法律上应被定性为“意外事件”，医院不应对此承担法律责任。 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？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，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，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，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。 法院指出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，负有在诊疗过程中对患者人身安全尽到合理照管的附随义务。 在患者戴某情绪激动要求下车时，救护车司机选择在设有禁停标志的高速公路高架桥路段停车，而此路段本身具有车流速度快、空间封闭、桥侧临空等显著危险特性。 救护车司机作为专业急救团队，在必须回应患者戴某诉求时，理应优先评估并选择相对安全的停车地点，但其未能证明已穷尽更安全的选择，其停车决定使得戴某进入不必要的危险情境。 在患者戴某情绪已然激动、强烈要求下车的情形下，虽有人跟随，但初始时允许其独自下车，且未能采取贴身搀扶、引导至安全区域等更有效的即时防护措施，致使患者戴某有机会脱离可控范围并最终接近护栏。 法院认为，救护人员未能充分履行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的审慎注意义务，其行为存在过错。 不过，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，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。 法院进一步指出，戴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其自主决策并实施翻越高护栏的行为，是导致其死亡最直接、最决定性的原因，其自身对危险的漠视与冲动行为，应负首要责任。 最终，法院酌定医院承担10%的赔偿责任，判决支付130295元。 对此，您怎么看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