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，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。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：“立法

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，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。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：“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！”他说，因为最严重的渗透，是通过“立规矩”。他发声针对两个事：第一，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“优先采用国际标准”的条款；第二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。 事情得从最近的政策变化说起，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，不少领域出现“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”的表述，部分新法律条文甚至写入“优先采用国际标准”内容。 这看似是融入全球化的常规操作，却被卢麒元捕捉到潜在风险，进而提出“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”的主张。在他看来，最隐蔽致命的渗透是通过“立规矩”实现的，规则一旦确立便会长期绑定产业方向与国家利益，这正是其主张的核心逻辑，也精准戳中当下立法领域两大痛点。 就说“优先采用国际标准”这事儿，别觉得这是小题大做的杞人忧天，历史和现实里的案例早就给出了警示。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力推进“与国际接轨”时，就有不少领域盲目照搬欧美标准，结果埋下了长期隐患。最典型的就是光伏产业刚兴起那几年，国内企业一门心思跟着欧盟的环保标准和技术规范走，投入巨资改造生产线以求达标，可等到产业初具规模、产品大量出口时，欧盟却突然以“反倾销”和“标准不符”为由竖起关税壁垒，直接卡住了国内光伏企业的出口咽喉，不少中小企业因此资金链断裂倒闭，整个产业差点被一波掐断。 这种看似公平的国际标准，实则藏着明显的利益倾向性，毕竟绝大多数所谓的“国际标准”都是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，本质上是为其自身产业量身定做的，发展中国家盲目跟进，难免陷入“达标就赔钱、不达标就出局”的两难境地。 再比如农产品领域，部分进口国设定的农药残留标准、加工工艺标准，完全是欧美农业规模化生产模式的翻版，我国农户和企业要想把产品卖出去，就得斥巨资升级设备、调整种植养殖模式，无形中抬高了生产成本，而这些成本最终要么转嫁给消费者，要么压缩本土产业的利润空间，变相削弱了民族产业的竞争力。 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标准渗透的影响是长期的，就像我国入世时部分领域的妥协性条款，时隔二十年仍在制约着高端制造业和农业的自主发展，成了甩不掉的“紧箍咒”。 从数据看，当前外资在华布局的深度与广度，更凸显立法环节防渗透的重要性。中国网数据显示，2025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1708.4亿元，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外资投入同比增幅分别达155.2%和38.7%；人民网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10月，深圳前海实际使用外资161亿元，同比增长27.1%，外资企业超1.2万家，183家世界500强在此布局，前海外资规模占深圳54.2%、广东19.0%。 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了这些投入必然伴随对规则话语权的诉求，一套利于自身的规则带来的收益远高于单纯经营。这也解释了卢麒元强调的立法渗透风险——当外资在特定产业影响力足够大，难免通过各类渠道影响规则制定，而“优先采用国际标准”条款，恰好可能成为其渗透突破口，让外资企业获天然优势，本土企业只能在他人规则中艰难突围。 再看立法者背景与利益冲突问题，这是卢麒元主张的核心落脚点。规则制定者的立场直接决定规则导向，若参与立法者自身或亲友有复杂海外背景，甚至与境外势力存在潜在利益绑定，很难保证规则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。 国际上，多国早已建立严格审查机制：美国要求国会议员家属海外经商登记备案，避免利益挂钩；俄罗斯更严格，要求能源、国防等核心领域立法者证明三代直系亲属无海外永久居住权，从根源杜绝境外渗透。 反观我国，虽重视立法过程中的专家论证与公众参与，但对立法者个人背景的系统性审查仍有完善空间，尤其缺乏“每次参与都政审”的动态监管。 人的立场与利益关系会随时间变化，一次政审无法应对长期变数，今日无问题不代表未来不会被利益裹挟，这正是卢麒元强调动态政审的关键——立法关乎国计民生，容不得丝毫侥幸，唯有把好立法者准入关，才能筑牢规则主权第一道防线。 有人认为这种担忧是过度紧张，觉得全球化就该放开对接国际规则，却忽略了国际竞争的本质。 当今世界，国家竞争早已从战场转向规则制定、经济博弈等隐性领域，规则是无声战场，条文是无形武器。前车之鉴比比皆是：部分国家因粮食安全规则被外资影响，丧失定价权，最终百姓承受物价飞涨压力；另有国家因工业标准被国外主导，本土制造业始终无法自主升级，沦为发达国家加工基地。 卢麒元的发声，本质是提醒我们在全球化中保持清醒——开放不等于放弃主权，对接国际规则不等于盲目照搬，更不能放任境外势力通过规则渗透。 立法是国家主权核心组成，关乎国计民生，必须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首位，而“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”的主张，看似严苛，实则是守护规则主权的必要之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