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0年，年轻时的莫言跟邻村一个姑娘表白，姑娘不屑的说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莫言没有放弃，请媒人去提亲，姑娘让媒人给莫言带了一句话，直接影响了他一生！ 1970年的山东高密东北乡，庄稼地里的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，风一吹，叶子哗啦哗啦响，像是藏着说不完的穷心事。那时候的莫言还不叫莫言，叫管谟业，是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，瘦得像根高粱秆，身上的粗布褂子打了好几块补丁，裤脚还沾着泥点子。 他是村里出了名的“书呆子”，放了学就往村头的废品站钻，淘那些没人要的旧书，砖头厚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他能蹲在墙根下看一整天，连饭都忘了吃。邻村的姑娘叫春杏，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好看，辫子粗得能甩起来，眼睛亮得像秋夜的星星，家里条件比莫言家好上一截，春杏爹还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，这样的姑娘，在村里人眼里，根本不是莫言能肖想的。 莫言跟春杏表白，是在村西头的老槐树下。那天刚收完麦子，空气里飘着麦糠的味道，莫言攥着自己攒了半个月的粮票，手心全是汗。他鼓足勇气拦住春杏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春杏，俺……俺喜欢你，俺想娶你。”春杏当时正跟小姐妹摘槐花，听到这话，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就捂着嘴笑，笑完了，甩下那句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，扭头就跑，辫子梢儿扫过莫言的胳膊，带着一股槐花的香，也带着一股子扎心的凉。 这话像一巴掌，抽得莫言半天缓不过神。他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柴房里，看着墙上用木炭画的春杏的模样，心里又酸又涩。他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。那时候的农村，男女亲事讲究媒妁之言，他咬咬牙，揣着家里仅有的两个白面馒头，去找了村里最会说媒的王大娘。王大娘看着他那副执拗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还是答应去邻村跑一趟。 王大娘回来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她坐在莫言家的炕沿上，磕了磕烟袋锅子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谟业啊，春杏那丫头，是个实诚人，说话不绕弯子。她让我给你带句话——‘想娶我也行，等你穿上公家的衣裳，写出名堂来，让全村人都看得起你再说！’” 公家的衣裳？写出名堂？这两句话，像两颗钉子，钉在了莫言的心上。他知道春杏的意思，公家的衣裳就是吃商品粮的工作，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；写出名堂，就是让他别再瞎看书，得做出点正经事来。 那时候的他，连初中都没毕业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谁能想到他能写出名堂？村里的人知道了这事，都笑话他，说他是痴人说梦，连他爹娘都劝他，别胡思乱想，好好种地，找个本分的媳妇过日子。 莫言没说话，只是把那句话刻在了心里。他不再整天闷头看书，而是白天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，扛麻袋、割麦子，什么重活都抢着干，晚上回到家，就点着煤油灯，在捡来的烟盒纸、作业本背面写东西。 煤油灯的烟熏黑了他的脸，也熏黑了墙上的土坯，他的手指被冻裂了口子，渗出血珠，沾在纸上，晕开一个个小红点。他写村里的人和事，写高密的红高粱，写那些在土里刨食的庄稼人，写他们的苦，写他们的乐，写他们的不屈。 日子一天天过，莫言的稿子写了一摞又一摞，寄出去的信一封封石沉大海，退稿信攒了半抽屉。他没放弃，春杏的那句话，像一根鞭子，抽着他往前走。 1976年，他参军了，穿上了梦寐以求的“公家的衣裳”，绿军装穿在身上，他站在镜子前，突然想起了春杏，想起了那句让他又痛又恨的话。在部队里，他依然没有放下笔，训练结束后，别人都去休息，他就趴在宿舍的桌子上写，写军营的生活，写家乡的红高粱地。 1981年，他的第一篇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发表了，当样刊寄到部队的时候，他捧着那本薄薄的杂志，眼泪唰地就下来了。他终于写出名堂了！后来，他的作品一篇篇发表，《红高粱》《檀香刑》《生死疲劳》，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，得了茅盾文学奖，甚至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成了让全中国都看得起的作家。 成名后的莫言，回过一次老家。他听说春杏后来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木匠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有人问他，恨不恨当年春杏的那句话。莫言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不恨，真的不恨。要是没有那句话，我可能还在地里刨食，一辈子都走不出高密东北乡。她那句话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心里的那扇门。”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一句嘲讽的话，反而能成为最狠的动力。春杏的话，戳中了莫言的痛点，也点燃了他的斗志。他没有被那句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打倒，反而把所有的不甘和委屈，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，化作了改变命运的力量。 那些打不倒我们的，终将让我们变得更强大。一句看似伤人的话，可能藏着改变一生的机遇，关键是你有没有勇气把嘲讽变成动力，把梦想变成现实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