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，上海的公安人员抓了一名有特务嫌疑的六旬老人，随即将他押进审讯室，让他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之前所犯下的罪行。 当审讯人员第三次追问他的特务活动时，他突然抬起头，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：三十年前，我在上海大同幼稚园，抚养过毛主席的三个孩子。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，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 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普通的老人，竟然和那段隐秘的历史有着这样深的联系。 老人叫董健吾，1892年生在江苏青浦一个基督教家庭。 1914年他考入圣约翰大学，和宋子文、顾维钧成了同窗。 原本该沿着教会精英的路走下去，1925年的五卅惨案改变了一切。 那天他带着学生冲出校门，亲手把校园里的美国国旗降下来，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。 教会要开除他，他只留下一句上帝若有眼睛，也该看见中国人的苦难，转身离开了校园。 1928年，董健吾秘密入了党。 组织上让他以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作掩护，成了中央特科的一员。 白天他在教堂布道，晚上就把情报藏在《圣经》的书页夹层里。 1930年底，他奉命创办大同幼稚园，专门收养革命者的子女。 毛岸英、毛岸青、毛岸龙三兄弟被送到这里时，最小的岸龙才四岁。 孩子们叫他董爸爸，他就每天提着菜篮去买菜，回来给孩子们讲故事，夜里还要提防巡捕的搜查。 后来幼稚园经费困难，他把自己的工资全贴进去，前妻黄慧光抱怨他顾着别人的孩子，不管自家，他只是默默把孩子们的破衣服缝补好。 1936年春天，宋庆龄交给他一封火漆封口的密信，让他化名周继吾去陕北。 那时候陕北正下着大雪，他坐着张学良派的专机到延安，又走了六天雪地才到瓦窑堡。 毛泽东见了他，笑着说王牧师辛苦了这是宋庆龄给的暗号。 他把密信递过去，看着毛泽东在油灯下看完，又带着五项合作条件返回上海。 后来他才知道，这趟行程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。 同年夏天，宋庆龄又找到他，说有个美国记者想去延安，得他帮忙。 那个记者就是斯诺。 董健吾给斯诺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王牧师，约定接头时做个十字架的手势。 他还说服张学良派军车护送，特意叮嘱美国驾驶员就说去采访煤矿。 斯诺走的时候，紧紧握了握他的手，说中国会记住你的。 后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，里面没提他的名字，但他看着书里孩子们的照片，知道那是大同幼稚园的记忆。 1949年4月，他策反了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，带着部队起义。 建国后组织要给他安排公职，他摆摆手说我只会看病，就在上海开了个小诊所。 1955年那场误会，还是周恩来亲自指示妥善处理，罗瑞卿派人查清了真相。 平反那天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，是1936年林伯渠送他的苏区货币，边角都磨圆了。 毛泽东后来评价他是党内两个奇人之一，他听了只是笑笑，继续给街坊邻居看病。 晚年的董健吾总爱在诊所的窗边坐着，阳光照进来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 有时候他会拿出一个旧布包，里面是大同幼稚园孩子们的照片，还有那封火漆密信的复印件。 他给小孙子讲董爸爸的故事，说每个孩子的笑脸都像春天的花。 从抚养烈士遗孤到架起合作桥梁，他没说过一句自己的功劳，只是把那些秘密藏在岁月里，像藏在《圣经》夹层里的情报，安静却有力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