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3年，左宗棠发妻周氏问：你每个月的俸禄是多少？左公答：一年40000两白银。妻子吃了一惊，说：既然你一年有40000两俸禄，为何每月才给家用200两？这么抠门！这钱你都花哪儿了…… 左宗棠这辈子花钱最大的去处，就是收复新疆的军费。1875年，他64岁高龄，奉命督办新疆军务，抬着棺材出征。当时朝廷只拨了二百万两军费，面对数万大军和辽阔的战线，这点钱杯水车薪。 为了筹措军费，他简直是倾家荡产。他找到了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，凭着自己的名声担保，前后借了一千多万两白银，才保证了军需。他自己的养廉银，更是几乎全部贴了进去，“军粮不继，则尽出所余以购粮”。 仗打赢了，还得管老百姓吃饭。1875年前后，西北旱灾严重，他捐出私银一万两，买了粮食运往前线赈灾。他推动“屯田”制，修水利，比如张曜驻哈密时，就是左公出钱修渠引水。那句“杨柳三千里，春风度玉关”的佳话，就是他推动植树造林、固沙护农的成果。 这笔军费开支，不是个小数目。可以说，他每年四万两的俸禄，连新疆战事的零头都不够，他是在拿自己的信用和家底在“赌国运”。 除了军费，左宗棠在民生和教育上的花销，也大得惊人。 1869年湖南发大水，湘江决口，颗粒无收，他二话不说捐了一万两，相当于他两年多的工资。连周氏的首饰都被他拿去变卖了，多救几条命。西北旱灾时，又是一万两砸进去。1881年，他觉得湘江航运有风险，又掏了两万两疏浚河道，加固堤坝。他一生捐出去的赈灾款，统计下来，前后有十几次，总数超过二十万两。 左公的眼光很远，他知道教育是国家的根本。他创办了兰州制造局附设学堂、在陕甘成立求是堂艺局，福州船政学堂更是他一手操办的近代军工人才培养基地。他自己掏钱买书、聘请老师，拨银修屋购器。这些办学经费，从他的俸禄里挤出来，一分一毫，都是心血。 他晚年跟身边人说：“钱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像浇菜的水，只管菜长好，桶空不空无所谓。”一个“浇”字，道出了他把钱视为国家公器的心态。 回头看周氏那句“为何每月才给家用200两？这么抠门！”咱们得理解，这二百两，不是他抠门，而是他的“清廉哲学”。 他的日常开销，简直不像个一品大员。美国记者尼科尔斯去兰州行辕见他，看他穿着一件灰布旧棉袍，袖口补丁摞补丁。家里的对联是“慎交游，勤耕读”，时刻警醒自己。晚餐规定不许有肉，只素菜一盘，除非有重要客人。 1881年进京，他放着王公爱住的豪华贤良寺不住，选择湖南会馆，理由是贤良寺房租太贵，一个月12两银子，够前线10个骑兵的草料钱了。慈禧太后赏他在紫禁城骑马，他骑的是一匹老黑马，后来太后赏了条黄缎马鞭，他转手就送给了站岗的护军，说他们站着更累，用得上。 他对自己的儿子们也立下了规矩。临终前口述遗嘱：“家里本来就穷，好好读书种地，别拿门第显摆；剩银每人5000两，自己挣饭吃。” 他活着时，长子左孝威想留京当官，他写信给吏部，说儿子本事不够，京城花天酒地容易学坏，硬是把他发到甘肃去当了知州，让他尝尝老百姓的苦。 这种生活状态，在当时那些妻妾成群、豪宅林立的同僚圈里，简直就是异类。李鸿章死后，留下了四千万两白银，他的财产是左宗棠的1600倍！但左宗棠不是没有机会，他手握大权，经手军饷无数，只要稍稍沾边，就能富可敌国。可他把“发财”和“发臭”划了等号，早年就立志：“宁愿当棵清白草，也不遗臭万年。” 左宗棠没有给子孙留下金银财宝，他把一个完整的新疆、一颗不屈的志气、一份清廉的标杆留给了整个国家。 在他弥留之际，他最牵挂的不是自己的身后事，而是台湾地区。1885年中法战起，他强撑病体上奏，分析建省分治的紧迫性。他奏请《台防紧要，关系全局，请移驻巡抚以资镇慑而专责成》，极力主张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，专责防务民政。 这建议递上去三个月后，清廷采纳，刘铭传赴任首任巡抚，台湾地区正式建省，边防得以稳固。可以说，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，吐出的还是对国家的担当。 左宗棠的遗产清单，表面上是寒酸，骨子里却是晚清官场最深刻的自白。两万五千两现银，对比那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国土，对比那条条清澈的西北水利，对比那福州船政局轰鸣的蒸汽机，简直不值一提。 所以，当周氏问：“这钱你都花哪儿了？”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地回答：他把钱，花在了国家的未来上，花在了老百姓的饭碗上，花在了民族的尊严上。 他身后无巨产，子孙也只守着薄田，但他的名声和功绩，却一直流传。今日天山南北，杨柳成行的绿道仍被称为“左公柳”，这是老百姓为他立下的，最坚固、最长久的丰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