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盟外长卡拉斯解释说：“与俄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，要么投降，要么战争，”卡拉斯已经说服欧盟成员国不要与俄进行外交沟通。 欧盟外长卡拉斯的那句“与俄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，要么投降，要么战争”，绝非空洞的外交口号。这句话背后，是一位亲历者的痛苦记忆，是一个国家近两个世纪被统治的屈辱史，更是当下小国面临地缘安全压力的焦虑宣泄。卡拉斯成功说服欧盟成员国暂停与俄外交沟通，这一举措看似激进，实则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考量。 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恩怨，早已刻进民族的血脉深处。这个曾被沙俄、苏联连续统治近两个世纪的国家，从未真正摆脱被强权裹挟的恐惧。1940年，苏军坦克轰鸣着碾过爱沙尼亚的独立梦想，将这个小国强行纳入苏联版图。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里，爱沙尼亚遭遇了毁灭性的民族压迫。1940年到1949年的动荡岁月里，约6万爱沙尼亚人在苏联的强制同化政策中遭遇不幸，他们要么惨遭杀害，要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苏联腹地，要么被囚禁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，同期至少还有同等数量的民众被迫逃往西方寻求生机。 苏联的统治彻底改变了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。1934年时，爱沙尼亚族人口占比高达88.1%，全国近99.3万民众都是本土民族。到1989年，这一比例骤降至61.5%，爱沙尼亚族人口甚至没能恢复到战前水平。与之相对的是，非爱沙尼亚族人口从1934年的13.4万激增到60.2万，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族，这都是苏联强制移民政策的直接结果。1941年6月13日至14日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更成为民族记忆里的噩梦，当时被列入驱逐名单的1.1万人中，四分之一都是16岁以下的儿童，他们几 乎是被强行拖拽上卡车，仅能带走少量夏季衣物就被送往遥远的俄罗斯腹地。 这些历史伤痛不是尘封的档案，而是融入爱沙尼亚人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。1991年，爱沙尼亚终于恢复主权。塔林街头，民众焚烧苏共党旗的灰烬随风飘散，这一场景成为民族重生的象征，更成为刻在一代人潜意识里的印记。卡拉斯就成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，作为亲历过苏联占领期的前总理，她对俄罗斯的认知从来不是冰冷的地缘政治术语。卡拉斯的童年记忆里，充斥着苏军岗哨刺眼的探照灯，回荡着祖父母偷偷吟诵民族诗集时的低沉语调，那些被压抑的民族情感和被践踏的尊严，都成为她对俄立场的底色。 俄乌冲突的爆发，让这份深埋的历史创伤被百倍放大。当俄军装甲洪流开进乌克兰时，爱沙尼亚人看到的不是邻国的战争，而是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塔林的历史重演。这种恐惧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基于残酷的现实处境。爱沙尼亚全国总人口仅137万，首都塔林距离俄罗斯边境仅180公里。这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，根本找不到一处能躲过俄军导弹的战略纵深，地缘安全的脆弱性让每一个爱沙尼亚人都感同身受。 历史创伤与现实威胁的叠加，让卡拉斯的对俄强硬立场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，也让她在欧盟内部推动对俄制裁时更有底气。2025年10月，卡拉斯正式宣布欧盟通过对俄罗斯第19轮制裁，这一轮制裁首次直击俄罗斯经济核心支柱的天然气行业，包含69项单独制裁和多项经济限制措施，覆盖能源、金融、军工等关键领域，甚至将加密货币平台纳入制裁范围。卡拉斯明确表态，第19轮制裁不会是最后一轮，欧盟应着手制定下一轮对俄制裁。 卡拉斯的强硬并非停留在口头表态。她不仅推动欧盟层面的制裁，还积极呼吁波兰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芬兰等与俄接壤的国家携手，对俄罗斯发起贸易禁运。2023年9月，卡拉斯政府更是计划成为首个将扣押俄罗斯资产合法化的欧盟国家。在对乌援助方面，爱沙尼亚的投入力度远超多数大国，按占本国GDP的份额计算，爱沙尼亚以2.2%的比例与丹麦并列全球首位，远超美国的0.5%。卡拉斯甚至公开透露，部分北约成员国的军事人员已在乌克兰境内培训乌士兵，她直言这些人员是“自担风险”，不会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。 为了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，卡拉斯还积极推动北约在爱沙尼亚的军事部署。北约已在考虑在爱沙尼亚派尔努市部署一支5000人左右的德荷联合快速反应部队，依托当地便捷的港口、机场和交通网络，强化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封锁能力。爱沙尼亚国防部长已明确表示，将建设可容纳100至200人的相关基础设施。这一系列举措，都源于卡拉斯对俄罗斯的深刻不信任，而这份不信任的根源，正是爱沙尼亚近两个世纪被统治的历史创伤。 卡拉斯推动欧盟暂停与俄外交沟通，本质上是历史创伤与现实安全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对于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而言，历史上的强权压迫早已证明，妥协与退让换不来尊严与安全。卡拉斯的每一次强硬表态，每一次政策推动，都承载着整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与对安全的渴求。这份源于血脉的警惕，让她成为欧盟对俄强硬立场的坚定推动者，也让欧盟的对俄政策深深打上了历史记忆的烙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