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伯有钱有势，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，我一次也没有接，后来他又发了消息，我也装作

大伯有钱有势，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，我一次也没有接，后来他又发了消息，我也装作没看见，只因为前年我父亲去世，他竟然一个关心的电话都没有。下午四点多，我正收拾厨房，听见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不是按门铃，是用手砸的那种，力道大得像是要把门拆了。 厨房飘着洗洁精的柠檬香，我正把最后一只碗放进消毒柜，手机在客厅第三次震动起来。 屏幕上跳动的名字让我手指一顿——大伯。 三个未接来电，两条未读消息，我盯着水流顺着水槽蜿蜒而下，像极了前年父亲走时，我怎么也流不干的眼泪。 那时候，他也是这样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仿佛我们家从未有过父亲这个兄弟。 下午四点二十八分，防盗门突然发出"哐哐"的巨响，不是门铃的叮咚，是手掌拍在铁皮上的闷响，一声比一声急，震得门框都在颤。 我握着擦碗布的手猛地收紧，指节泛白——这个点，会是谁？ 透过猫眼望去，大伯穿着挺括的黑色夹克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可那双总是端着架子的手，此刻正焦躁地砸着门，像是要把过去两年的空白都砸进这扇门里。 门开的瞬间，他带着一身寒气挤进来，名贵皮鞋在地板上蹭出两道印子："你聋了？电话为什么不接！" 我后退半步，闻到他身上熟悉的雪茄味，突然想起父亲生前总说："你大伯啊，心早就被钱熏硬了。" "有事吗？"我把擦碗布搭在肩上，声音平得像块木板。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愣了一下才从公文包掏出个红本本："你堂哥要结婚，下月初，这是请柬。" 红本本烫金的"囍"字刺得我眼睛疼，我想起父亲的葬礼，大伯母托人捎来的份子钱，用信封装着，连句节哀都没有。 "知道了。"我没接请柬，转身想回厨房，他却一把抓住我手腕，力道大得像铁钳："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？我是你长辈！" 手腕被捏得生疼，可心里那处更疼的地方却突然麻木了——原来在他眼里，"长辈"的权威比逝去的兄弟更重要。 "大伯，"我轻轻挣开他的手，指了指墙上父亲的遗像，"前年四月，我给您打了七个电话，您接一个，我今天就不会让您站在门外。" 他的脸"唰"地白了，张了张嘴没说出话，公文包上的金属扣在安静的屋里反光，像个嘲讽的句号。 后来他怎么走的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本红请柬被遗落在鞋柜上，旁边是我早上没喝完的半杯豆浆，已经凉透了。 傍晚炒菜时，油烟机嗡嗡转着，我突然想：是不是所有亲近的关系，都要经过一次彻底的失望，才能看清真相？ 现在我学会了，对不珍惜你的人，最狠的报复不是争吵，而是把他从你的世界里，轻轻划掉。 就像此刻，我把那本红请柬丢进垃圾桶，连带那些年的期待和委屈，一起倒掉了。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，厨房的灯亮着，暖黄色的光落在新买的绿萝上，叶子绿得发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