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41岁戴笠借口加班，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。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：“提提神！”余淑衡接过没喝两口，突然四肢无力，晕倒在地！ 彼时的戴笠刚将特务处扩建成军统局，这个从浙江江山穷巷里爬出来的黄埔六期生，正靠着蒋介石的信任，把情报网络织得密不透风；而23岁的余淑衡，湖南书香门第的外语高材生，刚结束特务训练，指尖还留着破译密码时蹭到的铅笔灰。 入职第一天，余淑衡就在档案室角落的废纸篓里，看到半张写着“周志英”的人事调动单——后来她才知道，这位前秘书因拒绝戴笠，被“调往”重庆郊外的秘密据点，再也没人见过。她悄悄把母亲寄来的平安信塞进鞋底，信纸边角被汗水浸得发皱。 戴笠的“试探”总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：先是让她单独值夜班，台灯在文件上投出他高大的影子；接着又“好心”把她父母从湖南接到重庆，安置在军统宿舍——那栋楼下24小时站着便衣的小楼，成了悬在她头顶的利剑。 1940年暮春，余淑衡在《中央日报》娱乐版看到戴笠为电影明星胡蝶举办生日宴的新闻，突然推开了局长办公室的门。“我想去美国学外交，”她垂着眼，声音发颤却没停，“等学成回来，正好能帮胡小姐处理海外宣传——您说呢？”戴笠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，烟圈从他鼻孔里冒出来：“下个月走，手续局里办。” 有人说戴笠放走她是迷上了胡蝶，也有人猜，军统当时正计划在美国布点，这个懂英语、知内情的秘书或许还有用——但余淑衡不管这些，她只在登上轮船时，把那半张周志英的调动单扔进了太平洋。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，余淑衡总不自觉地用军统训练的速记法记笔记。那些学过的伪装技巧——如何用口红在报纸上写密信，如何在对话中捕捉弦外之音——成了她和美军军官约会时的“特长”，这个会说流利中文的上尉，帮她把母亲和弟弟接到了纽约。 1946年3月，岱山的浓雾让戴笠的飞机撞成了火球。消息传到美国时，余淑衡正在五角大楼翻译一份关于中国时局的文件，钢笔尖在“军统改组”几个字上顿了顿。她想起戴笠办公室那盏总亮到深夜的台灯，想起他递咖啡时指节上的老茧，突然觉得手里的咖啡杯有些烫。 后来有人问她，当年怎么敢开口提留学。她只是笑了笑，没说自己藏在行李箱夹层的，除了母亲的照片，还有一叠从戴笠废纸篓里捡的、关于胡蝶的剪报——在权力的棋局里，她不是棋子，是那个悄悄挪动了一步的人。 如今纽约的咖啡馆里，偶尔还能看到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用流利的中文和服务员说“不加糖”。没人知道她当年在重庆的夜晚，是如何强忍着恐惧喝下那杯咖啡；就像没人知道，戴笠办公桌抽屉里，曾锁着一张她穿着军校制服的照片，背面写着：“淑衡小姐雅正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