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重读《毛选》，竟意外参透了明朝覆灭的深层密码，原来这个庞大王朝的崩塌，从来不是简单的“亡于满清”，而是被一群盘踞朝堂的内部蛀虫亲手断送！ 《毛选》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大地主、大资本家、大官僚资本、大劣绅之流，最容易叛国；而身处底层的百姓、无产阶级、小知识分子，才是真正心怀家国的人。这句话放在明末的历史语境里，简直是精准到骨子里的剖析。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兴起，催生出一批盘踞江南的资本集团，更滋生了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家，徐阶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 你敢信吗？这位被后世称为“名相”的内阁首辅，家里竟是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。他在松江府占有的土地超过24万亩，雇佣佃户数千人，每年收租就达百万石以上。更让人不齿的是，他利用职权勾结盐商、丝绸商，垄断江南赋税征管，硬生生把本该上缴朝廷的税银塞进自己口袋。当时明朝每年财政收入约三千万两白银，江南地区作为富庶之地，贡献占比本该过半，可实际缴纳的赋税还不足三成，大量税款被徐阶这类官商集团通过“折色”“加耗”等手段截留，朝廷连边防军饷都凑不齐。 底层百姓的日子却苦到了极致。为了弥补财政缺口，朝廷只能把赋税压力转嫁到北方农民身上，一亩地的赋税从明初的三升粮涨到后期的一斗五升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陕西、河南等地颗粒无收，百姓只能吃草根、啃树皮，甚至出现“人相食”的惨状。崇祯元年，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还在催逼赋税，愤怒的农民冲进县衙打死知县，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而此时的江南资本集团，依旧在秦淮河畔夜夜笙歌，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修建园林、囤积粮食，对北方的饥荒和战乱视若无睹。 更讽刺的是，这些官僚资本家嘴上喊着“忠君爱国”，实则早已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。崇祯十五年，清军入关逼近北京，朝廷号召江南富户捐款助饷，徐阶的儿子徐璠仅捐出区区五百两白银，而他当时的家产估值超过三千万两。反观陕西的普通百姓，即便自己食不果腹，仍有不少人自愿参军保卫家园，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迅速壮大，核心就是因为他提出了“均田免赋”的口号，戳中了底层百姓的痛点。这恰好印证了《毛选》的判断：当一个阶级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悖时，他们必然会选择牺牲国家来保全自己。 明朝的军事崩溃，同样离不开这些内部蛀虫的破坏。万历年间，江南资本集团为了省钱，屡次削减边防军费，导致辽东明军装备陈旧、军饷拖欠，士兵连温饱都无法解决，战斗力直线下降。而负责采购军粮、军械的官僚，又与商人勾结，以次充好、中饱私囊，辽东战场上甚至出现“士兵穿纸甲、拿断刀”的荒唐场景。反观清军，不仅得到了部分明朝降将的支持，还通过与江南商人秘密贸易获得了大量物资，这些商人明知清军是敌人，却为了利润甘愿充当“内应”，把铁器、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外。 崇祯皇帝并非昏君，他勤俭自律、一心想挽救明朝，可他面对的是一个早已被蛀空的帝国。他曾试图打击官僚资本集团，下令严查江南赋税漏洞，结果刚一动真格，就遭到朝野上下的集体抵制，内阁大臣以“辞官”相威胁，地方官员阳奉阴违，最终只能不了了之。当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，崇祯皇帝召集百官商议对策，这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僚，要么沉默不语，要么互相推诿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出家产助饷。城破之日，许多官员直接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，而那些曾经高喊“与国共存亡”的资本大佬，更是连夜把家产转移到南方，准备投靠新的统治者。 明朝的覆灭，本质上是官僚资本集团与大地主阶级的集体背叛。他们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、压榨底层百姓，最终导致民不聊生、国力空虚，给了外敌可乘之机。《毛选》的深刻之处，就在于它看透了阶级本质：当统治阶级脱离人民、只为少数人谋利时，无论这个王朝曾经多么强大，最终都会走向灭亡。这对后世的启示尤为深刻：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必须依靠人民、为了人民，必须坚决打击腐败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，确保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统一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