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，芜湖湖边，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踉跄着跳进冰冷的湖水，他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子嘉。曾坐拥4000万两白银、13000亩良田、一座山和上海三层豪宅的他，为何43岁时落得一无所有，选择自杀？ 李子嘉出生于1910年，他的父亲李经方是李鸿章的养子，早年从事外交事务，母亲则是英国人，这种中西结合的家庭环境让他从小接触多元文化。李经方在1934年去世前，家族财产包括上海的房产、安徽的田地和芜湖的楼房，这些资产价值巨大。李子嘉作为次子，在分家时获得一部分遗产，这让他在年轻时就拥有经济基础。李鸿章的遗产管理方式强调家族延续，但李子嘉的教育更多依赖母亲的指导，她聘请教师教他英语和西方知识。李子嘉的童年生活在上海的宅院中，那里仆役众多，生活条件优越。他在少年时期开始表现出不务正业的倾向，经常出入娱乐场所，这与家族期望形成对比。李经方忙于公务，对他的管教有限，导致他养成不良习惯。 李子嘉继承遗产后，生活方式进一步放纵，他沉迷于鸦片和风月场所，这些活动消耗了他的时间和金钱。他娶了一名姓沈的青楼女子，这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议论。他雇佣仆役照顾日常生活，还养狗作为消遣，这些开销逐渐增加。他的身体因长期纵欲而染上梅毒，这影响了他的健康，让他无法继续某些活动。随后，他转向赌博，这成为他败家的主要途径。在赌场中，他不使用现金，而是直接以田契和房契作为赌注，这种方式加速了财产流失。他的13000亩良田分布在安徽含山地区，这些田地原本由庄头管理，定期上缴租金，但他将它们一一抵押变卖。上海的定盘路三层楼房也成为赌资来源，他多次出售房产来维持赌博习惯。芜湖的恒丰仓楼房同样被他处置，这些财产的变现让他短期内获得资金，但很快在赌桌上输光。李子嘉还尝试通过关系谋求职位，他将李府花园出售给国民党高官，期望换取军官职务，但对方未兑现承诺，这让他损失更多资产。 李子嘉的赌博习惯源于年轻时的不良交往，他与一些不务正业的朋友混迹在一起，这些人影响了他的行为选择。他的母亲曾试图干预，但效果有限，她在抗日时期从英国寄信给他，却未得到回复。李子嘉的哥哥李厚甫在分家后管理自己的份额，避免了类似问题，但李子嘉继续挥霍。他在上海骑摩托车时，曾因违规被巡捕扣押，这显示出他的随意性。在芜湖居住期间，他购买军装，试图进入军界，但缺乏实际能力。他的财产流失过程是渐进的，先是每月500银元的津贴被用尽，然后是动产变卖，最后是不动产抵押。到抗战胜利时，他的资产已基本耗尽。他短暂在武汉的救济机构担任翻译，利用英语技能，但很快辞职，因为无法适应工作要求。这段时间，他与左宗棠的孙子左景生交往，两人后来共同面对贫困。左景生同样出身名门，但家道中落，他们的分粥经历反映了时代变迁对旧家族的冲击。李子嘉的乞讨行为在街头发生，这与他早年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。 李子嘉的 downfall 与时代背景相关，辛亥革命后，清朝灭亡，社会结构变化，旧贵族失去特权。李鸿章的遗产虽多，但李子嘉未学会管理，他将财富视为无限资源，导致快速耗尽。他的梅毒病情加重了身体负担，让他难以从事体力劳动。他的妻子离开后，他的生活支持系统崩塌。亲戚的接济逐渐停止，因为他的反复借债让人们失望。他在穷困时，向左景生借米，但债务积累导致关系紧张。他的财产包括父亲的瑞士怀表，这件遗物他未变卖，或许是最后的纪念。1953年，他的贫困达到顶点，那年冬天，他选择跳湖，这种行为源于长期积累的绝望。被救起后，他因感冒无钱治疗而病逝。他的哥哥李厚甫处理后事，用薄席裹尸埋葬，这体现了家族的疏离。李子嘉的经历与左宗棠孙子的相似，显示出晚清名臣后代的共同命运。梁启超曾批评李鸿章治家不严，这点在李子嘉身上体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