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杀了十万日本人”，1993年，97岁的薛岳被告上法庭，面对法官的询问他沉默了许久，然后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杀了十万日本人”，话音一落，全场顿时停了下来！ 原告律师的诉状还摊在桌上，“累计欠租180万新台币”的字眼刺得人眼睛疼。 被告席上的老人慢慢直起背，阳光从法庭窗户斜进来，照在他胸前那枚磨得发亮的青天白日勋章上。 旁听席有人低呼“是薛将军”，紧接着，整个屋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 老人的名字刻在抗战史的扉页上。 1896年生在广东乐昌，父亲给他取名“岳”，就是盼着他像岳飞那样“精忠报国”。 13岁揣着同盟会会员证闯广州，18岁进保定军校，教官说他“打仗像猛虎，布阵像绣花”。 1922年陈炯明叛变，他带着20个警卫守粤秀楼，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，硬是把宋庆龄从炮火里护了出来。 最让人记挂的还是1941年冬天。 日军6万兵力扑向长沙，蒋介石拍电报让他“弃城”，他把电报往桌上一摔：“湘省若失，西南就完了！”他让士兵炸了湘江大桥，老百姓把粮食藏进山洞，日军饿着肚子攻城时，他带着九个军像铁桶似的围上去。 后来罗斯福给蒋介石打电话，说“你们在长沙的胜利，让太平洋战场的士兵都直起了腰”。 退到台湾那年，他以为还能扛枪。 可蒋介石只给了个“战略顾问”的空衔，月薪3000新台币，要养妻子、三个孩子，还有跟着他退过来的老部下遗孀。 松江路的公寓月租1万2，欠着欠着就过了14年。 房东上门催租，他从抽屉里翻出张褪色的照片，上面是长沙会战的指挥部，他指着说：“你看，当年我在这里，手里攥着五万多日军的名单。” 1998年春天，护士发现老人没醒。 床头柜上放着本翻开的地图，红铅笔圈着的长沙城，墨迹晕开了一小片，像一滴没擦干的泪。 当年法庭上那句“我杀了十万日本人”，后来成了台北老兵聚会时的酒引子。 喝到兴头，总有人拍着桌子喊：“薛将军说了，那些日本兵，是倒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