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老总回忆，红军长征打到遵义后，为了进行修整补充体力，给士兵们一人发了一块银元，让他们自己去街上买点好吃的，有一个新加入的战士用发的钱吃了一次肉，高兴地不得了 1935年的1月。 长征这路走得太难了，到了遵义，这是红军拿下的第一座中等城市。部队要休整，要补充给养，伤员要治病。红军手里其实是有钱的，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“苏维埃国家银行”印的纸币，也就是咱们俗称的“红军票”。 可问题来了，这钱，在遵义它“不响”啊。 那时候军阀混战，今天这个帅明天那个将，发行的纸币那是满天飞，最后都成了废纸。老百姓被坑怕了，他们只认两样东西：现大洋和硬通货。 当时的情况有多尴尬？红军战士拿着纸币去买东西，老乡直摆手，宁愿把东西藏起来也不卖。咱们红军有纪律，又不能抢。眼看着手里攥着大把的“票子”，战士们却买不到一颗钉子，这滋味，比打败仗还难受。 这路走得有多苦？从中央苏区出发，突破四道封锁线，湘江一战伤亡过半，战士们身上的衣服早就磨得不成样子，鞋底露着脚趾，肚子里更是常年没见过荤腥。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，不是受伤，是饿的、累的。 到了遵义城，总算能喘口气。可买不到东西的困境，让休整计划打了折扣。伤员需要营养品，健康的战士需要补充体力，总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恢复战斗力。领导们急得睡不着觉，连夜开会商量对策。 有人提议强行征收，可马上被否决了。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是红军的生命线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哪怕到了绝境也不能破。最后大家一致决定：把部队从中央苏区带来的黄金、白银全部兑换成现大洋，给每个战士发一块，让大家自己去街上采购。 这一块银元，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。按照1935年的物价，一块银元能买20斤大米，或者10斤猪肉。对常年过着苦日子的红军战士来说，这简直是“巨款”。 那个新加入的战士，名叫陈友才，刚满18岁，是从湖南农村参军的。他跟着大部队走了一路，啃过树皮，吃过草根，最长一次三天没正经吃东西，全靠喝山泉水撑着。拿到银元的那一刻，他攥在手里反复摩挲，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他跟着老兵们上街，看着街边的肉铺、粮店，眼睛都亮了。犹豫了半天，他走进一家肉铺，指着案板上的五花肉，声音都带着颤音：“老板，给我称半斤肉。” 老板接过银元，用牙咬了咬，确认是真的，麻利地切肉、包好，还多送了他一把葱花。 陈友才拿着肉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找老乡借了口锅，清水煮肉，连盐都没放，就那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肉香钻进鼻子，滚烫的肉汁滑进喉咙，他吃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旁边的战友笑着问他：“好吃吗？” 他嘴里塞满肉，含糊不清地回答：“好吃！太好吃了！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香的肉！” 这一幕，被路过的朱老总看在眼里，心里又酸又暖。朱老总自己也拿着一块银元，买了点红糖和小米，分给了身边的伤员。他知道，这一块银元，不仅是给战士们补充体力，更是在修复老百姓对军队的信任。 红军战士们拿着银元采购，不讨价还价，不强行买卖，买完东西还会主动帮老乡挑水、扫地。老乡们看在眼里，渐渐放下了戒备。有个卖菜的大妈，一开始把蔬菜藏在床底下，看到战士们用现大洋买菜，还彬彬有礼，主动把藏起来的萝卜、白菜都拿了出来，非要多送一把青菜。 更让人感动的是，有老乡拿着红军票来找战士，说：“你们这票子，以后还能用吗？” 战士们笑着回答：“等革命胜利了，这票子在全国都能用，到时候能买更多好东西。” 老乡们虽然半信半疑，但看着红军的所作所为，还是把红军票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。 后来红军离开遵义时，不仅结清了所有采购的账目，还把没用完的银元留给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，用于支援后续的革命工作。那些被老乡们收藏的红军票，也成了军民鱼水情的见证。 有人可能会问，当时红军物资那么匮乏，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代价给战士发银元？答案很简单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，从来不会拿群众的利益换取自己的便利。哪怕手里有“红军票”，哪怕老乡不认可，也绝不会违背纪律、强行索取。 这一块银元，看似是简单的物资补充，实则是红军纪律性和为民理念的体现。在那个军阀横行、民不聊生的年代，其他军队抢粮抢钱、鱼肉百姓，而红军却用真金白银采购物资，尊重老乡的意愿，这种反差，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。 那个吃了一顿肉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新战士陈友才，后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，年仅19岁。他或许到死都记得，1935年的遵义城里，那一块银元带来的肉香，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件事看作是一次普通的物资采购，它背后是红军对纪律的坚守，对人民的敬畏。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，正是这份坚守和敬畏，让红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，也让它最终走向了胜利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