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5月的上海，硝烟刚散，街头却炸开个大新闻。 黄金荣扫街的照片贴满电线杆，杜月笙早卷着金条逃去香港，可名单上那个和他们齐名的顾竹轩，军管会却派了人守着他的“顾记车行”。 这事儿当时在法租界老巡捕房里传开时，老差役们都直挠头都是上海滩大亨，咋差这么远？ 顾竹轩的故事，得从1886年那个洪水天说起。 江苏建湖的穷小子逃荒到上海，拉黄包车时脚底板磨出血泡，可他瞅准了门道。 别人租车要押半个月工钱，他偏搞“免押金”，苏北老乡们都奔他来，没几年，法租界一半的黄包车都印着“顾记”俩字。 后来他还办夜校，车夫们晚上认字，白天拉车更有劲，巡捕房的人都说：“这顾老板，不像杜月笙那样收保护费，倒像个大家长。” 1937年冬天，上海租界成了“孤岛”，日本人的卡车在街头横冲直撞。 顾竹轩把车行的帆布篷全涂成灰色，趁着夜色往城外送东西。 后来才知道，那些裹着棉絮的箱子里，是给茅山根据地的药品。 他二儿子顾叔平跟着新四军走了，临走前他就说了句“活着回来”，转身把法租界的仓库腾出来，藏了台秘密电台。 这事儿当时没人知道，直到1948年国民党搜捕地下党，他把电台塞进黄包车座垫下，让车夫混过了关卡。 1949年4月，杜月笙从香港发来船票，说“共军来了没好果子吃”。 顾竹轩把船票撕了，叫账房把所有车行的地契、账本都码齐，等着军管会来。 当时不少人劝他走，可他把车行账本往桌上一拍，说“我是拉黄包车出身的，脚底下的路得自己走”，我觉得这股子实在劲儿，或许就是他没跟着杜月笙跑的根由。 后来军管会的人来，翻开账本，里面夹着张纸条：“57家车行，3200辆黄包车，全归国家。” 新政府成立后，陈毅市长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。 那天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，胸前别着“人民代表”的红布条，站在台上说：“我以前拉车，是为了自己活下去；现在，是为了让更多拉车的人活得体面。”台下的老车夫们使劲鼓掌，手掌都拍红了。 再后来，他带着57家车行老板签了公私合营协议，顾记车行的招牌摘下来那天，他摸了摸门框，没说话，转身进了新成立的交通局。 后来有人在档案馆翻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文件，顾记车行的账本还夹在里面，红笔勾着“自愿上交”四个字。 那个苏北逃荒来的少年，用黄包车拉着自己走过了半个世纪，最后把车轮子对准了新中国的方向。 这世上或许没有绝对的黑白，但总有人在乱世里，把脚底的泥拧成了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