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，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，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，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，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，挂在卧室的钢窗上。怕打扰别人，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，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，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 这一刻之前，傅雷在北京的住所里已经沉默了许多天。1966年8月下旬，北京城的气氛急速紧绷，街道上频繁出现抄查与批斗的行动。 傅雷的身份并不显赫，却极为醒目。傅雷是以翻译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而闻名的翻译家，也是长期坚持文艺评论写作的知识分子。 正因为这些作品，傅雷在学术圈拥有清晰而固定的位置，也因此被反复点名接受检查。 抄家发生在八月底。大量书籍、译稿和笔记被带走，其中有些是多年心血。朱梅馥站在一旁，逐一报出书名，语气平稳。傅雷没有争辩，只在纸张被翻动时偶尔皱眉。 多年从事翻译工作，让傅雷习惯于面对文字，而不是面对喧闹。那一天结束后，傅雷整夜未眠，反复整理思绪，把一些零散的手稿按年代放好。 时间再往前推。1954年，傅雷的长子傅聪前往欧洲学习钢琴。从那一年起，傅雷和朱梅馥开始频繁写信。 信件内容多半围绕艺术修养、做人尺度以及面对评价时的态度。傅雷在信中反复强调，人不该依附掌声而活。1961年的一封信里，傅雷写到，清白比成就重要。 这些文字后来被整理成《傅雷家书》，成为后人理解傅雷性格的重要材料。 傅雷形成这种性格，与留法经历关系密切。1927年，傅雷赴法国学习文学和艺术史，在巴黎接触到系统的西方思想训练。 那段时间，傅雷阅读大量文学原著，也频繁参观博物馆。法国的学习并没有让傅雷变得张扬，反而让傅雷对自律和责任产生近乎严苛的要求。 回国之后，傅雷拒绝多次行政职务邀约，专注于翻译与评论。 1932年，傅雷与朱梅馥结婚。朱梅馥并未从事公开职业，却长期协助傅雷整理译稿。傅雷的手稿字迹潦草，结构复杂，朱梅馥常常逐页誊写，再与原文比对。 很多定稿文本，其实经过夫妻二人反复讨论。熟人回忆，傅雷情绪起伏较大，朱梅馥承担了稳定家庭的重要角色。 1966年夏天开始，傅雷的生活节奏被打断。数次谈话之后，傅雷意识到问题已不再是作品层面的争论。 9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傅雷对朱梅馥交代了文件存放的位置，也叮嘱将来若有机会，把未完成的译稿转交出版社。 朱梅馥听完后很久没有说话，只点头记下。 1966年9月3日清晨，北京城依旧安静。房间内的一切布置都显得克制而有序，没有留下多余痕迹。关于这一天的细节，后来在档案与回忆中逐渐清晰。 再之后的几年，傅雷的名字一度消失在书页之外，直到1979年，相关结论被重新修正，作品重新出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