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千年前的绝妙阳谋，至今仍具借鉴意义。 要是有个官员在大饥荒之际，不马上开仓放粮、稳定物价，反倒大兴建设、发展旅游，还刻意抬高粮价，你会觉得他是昏庸之官，还是高明之士？ 一千年前的宋朝杭州，范仲淹就干了这么一件“看似荒唐”的事，这便是后人所称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“顶级阳谋”——“荒政三策”。 公元1050年，一场大旱席卷了江南富庶的杭州。田地龟裂，颗粒无收，史书记载“两浙路大饥荒，道有饿殍，饥民流移满路”。粮食价格飞涨到一斗米120钱，老百姓卖儿卖女，惨状触目惊心。当时坐镇杭州的知府，正是已经61岁的范仲淹。 此时的范仲淹，人生可谓处于低谷。就在前一年，他倾注心血的“庆历新政”在守旧派的攻击下宣告失败，他本人也被贬出京城，辗转来到杭州。 换做旁人，经历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挫折，或许会选择明哲保身，按部就班。但范仲淹心里装着的，始终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信念。 面对满城饥民，他没有采用开仓平价放粮这个最常规、最不会出错的办法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抛出了三招惊世骇俗的“奇策”。 第一招：大兴土木，以工代赈。 范仲淹看到，灾荒之年劳动力价格极低。他立刻发动官府和民间，把城里的寺庙、仓库、官舍、办公楼，不管该修不该修的，统统修缮一遍。政敌们看来，这简直是劳民伤财。 但范仲淹的算盘是：官府、寺庙和富商手里总有余钱，让这些钱流动起来，雇佣灾民干活，百姓就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换来救命的口粮，而不是白白接受施舍。这样一来，既维护了百姓的尊严，又稳定了社会秩序。 第二招：鼓励游玩，刺激消费。 杭州人喜欢礼佛和赛龙舟。范仲淹就顺水推舟，“日出宴于西湖”，大搞龙舟竞赛和各种游园活动。自春天到夏天，杭州几乎成了欢乐的海洋，居民空巷出游。 在政敌的弹劾奏章里，这成了他“嬉游不节”的铁证。但实际上，旅游业、餐饮业、服务业随之火爆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。那些划船的、卖小吃的、表演杂技的人，都有了收入，能养活家人。 第三招：主动涨价，引粮入杭。 这是最颠覆认知的一招。当时市面粮价已涨到120钱一斗，百姓叫苦不迭。范仲淹非但不压制，反而张榜公告，将官方粮价提高到180钱一斗。 消息一出，四面八方的粮商以为奇货可居，利润丰厚，立刻昼夜兼程，把粮食一船一船地运往杭州。等到杭州的粮食堆积如山，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时，粮价不用政府打压，自己就哗啦啦地跌回了正常水平。 这三招一出，朝野哗然。监察官员们纷纷上书弹劾，告他“不恤荒政，嬉游不节，及公私兴造，伤耗民力”。意思是，灾难当前，他不务正业，只知道搞工程、办游玩，浪费民力。状告到了宋仁宗那里，皇帝亲自过问。 面对质疑，范仲淹从容上奏解释了自己的思路。他说，这些宴游和兴造，都是为了“发有余之财，以惠贫者”。让富人的钱财和粮食流动起来，惠及贫民。 那些靠贸易、饮食、手艺和力气吃饭的人，每天靠这些工程和活动糊口的有数万人之多。他的核心逻辑很简单：灾年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粮食（别处有），而是百姓没有钱买粮。他的所有策略，都是给百姓创造赚钱的机会，并让粮食自己“跑”过来。 宋仁宗也是明君，看完奏章，龙颜大悦。结果也很快显现：不到半年，整个两浙路只有杭州稳稳当当，百姓没有大规模逃亡流徙。皇帝大加赞赏，甚至将这套方法写进了朝廷正式的赈灾条例。 范仲淹的成功，妙就妙在这是一个“阳谋”。他的一切操作都摆在明面上：抬价、修庙、赛船。粮商们看到高价，心甘情愿涌入；富人们追求享乐和积德，花钱雇佣工人；百姓付出劳动，获得生计。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而最终拼图合上，却实现了救济苍生、稳定社会的宏大目标。他精准地撬动了人性与市场的力量，让“看不见的手”和“看得见的民心”共同作用。 千年之后，我们回看“荒政三策”，它早已超越了一次成功的赈灾案例。它告诉我们，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，有时需要跳出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。 真正的智慧，不在于拥有绝对的资源，而在于如何盘活有限的资源；不在于简单的给予，而在于创造获得的机会。 治理的最高境界，或许正是如范仲淹这般，洞悉人性，顺应规律，引导各方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，共同绘出一幅安邦定民的图景。这便是一千年前那位失意政治家，留给后世永不褪色的启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