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春莲到底有多疯狂呢？最能体现她之疯狂的，不是她贪污的那76万巨款，而是她临死前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。这句话，是在枪口即将对准她脑袋时喊的，她的原话是： “我不服！我就是做生意，凭什么判我死刑？” 1992年4月3日，武汉刑场的空气冷得像铁。 在这里，一个女人留下了中国法治史上最刺耳的一声回响。当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后脑勺时，这位37岁的女囚没有瘫软，也没有忏悔，而是近乎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嗓子： “我不服！我就是做生意，凭什么判我死刑？” 这声嘶吼，直到今天听来都让人背脊发凉。喊话的人叫程春莲，曾是湖北黄石著名的“刘三姐”扮演者。 这一枪打下去，终结的不仅是一个曾经月薪300元的顶流明星，更打碎了一个巨大的认知黑洞。在这声“我不服”的背后，是76.75万元的涉案金额，是103次权色交易，更是那个狂飙突进年代里，人性在制度缝隙中极度扭曲的缩影。 为什么她到死都觉得自己在“做生意”？这事儿得从那个年代特有的“bug”说起。 80年代末，中国经济跑在一条极其诡异的轨道上，也就是著名的“价格双轨制”。同样的石油，红头文件里的计划内价格被死死按在地板上，而计划外的市场价却能飞上天。 这两个价格中间巨大的裂缝，就是权力的变现通道。程春莲不懂石油工业，也不懂宏观调控，但她有着惊人的商业嗅觉——或者说是“血腥味”嗅觉。 她看懂了：只要能搞到一张批条，把计划内的油变成计划外的油，那就是暴利。 1988年，庐山。程春莲找到了手握大权的渤海石油公司人员梁述胜。这时候的她，早就把当年唱《刘三姐》的艺术追求扔进了垃圾堆。 那天的谈判桌上，程春莲没有掏出任何商业计划书。关上门，她直接解开了衣扣。 在她的逻辑里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淫乱，而是一次精准的“商务谈判”。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零成本的杠杆，去撬动梁述胜手里那个价值连城的行政指标。 这一把，她赌赢了。1000吨汽油和50吨液化气的指标到手，转手倒给浠水县石油公司，钞票像雪花一样飘进来。 如果仅仅是一次失足，或许还不至于掉脑袋。但程春莲最疯狂的地方在于，她把这种“身体换批条”的模式彻底产业化了。 数据不会撒谎。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，她把这套流程复制了103次。 累计倒腾汽油2700吨、柴油2500吨。她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“信息费”，用来给这些见不得光的贿赂披上一层市场经济的外衣。她觉得自己是个天才，是个在体制内搞活流通的能人，甚至因此混到了副科长的位置。 这种自信，一直持续到了1989年6月。 一封匿名举报信塞进了黄石市检察院的信箱。这起案件迅速被定性为当时的“全国六大经济案件”之一。 最魔幻的一幕发生在抓捕现场。当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，程春莲正在家里埋头整理材料。 她不是在销毁证据，而是在整理“业绩”。她天真地以为，把这些交易记录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就能向组织证明她的“商业才华”，证明她是在为国家创造价值。 你能想象吗？那些最终将她送上断头台的铁证，竟然是她自己作为“功劳簿”亲手整理出来的。 在长达34个月的羁押审讯中，程春莲始终在一个逻辑怪圈里打转。她反复对着审讯人员强调：“我就是生活作风有点问题，凭本事赚钱，怎么就死罪了？” 直到1992年站在刑场上，她依然觉得冤枉。她以为自己犯的是道德错误，睡了不该睡的人。但法律审判的是经济重罪，因为她动了国家的根基。 那颗子弹穿过头颅的瞬间，其实是法制规则与野蛮生长的旧思维发生了一次惨烈碰撞。 程春莲死于贪婪，但某种程度上，她也死于无知。她把时代的漏洞当成了风口，把法律的红线当成了起跑线。 那声“我不服”，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，也是那个草莽时代结束的一记警钟。 信息来源：澎湃新闻 2025-01-15 15:30:00—程春莲临刑喊 “我不服” 背后：76 万受贿款与时代法律边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