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，张译请一个钟点工，离开后发现钱被偷了，钟点工还不承认，张译只能报警。警察说：“一没证据，二没摄像头，又过了半个月，没法立案。”张译灵机一动，一招扭转局面。 2004年的北京，那是一间墙皮斑驳、家具陈旧的出租屋，抽屉拉开，空的，不是几万几十万的巨款，仅仅是300多元，但这300块钱，对于当年26岁的张译来说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这是他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生活费，是下个月不用睡大街的房租底线，就在几个小时前，一位看起来老实巴交的钟点工阿姨刚拿走20块钱清洁费离开，张译翻遍了所有角落，甚至怀疑过自己的记忆，但现实冰冷而确凿：钱没了。 电话打过去，那头的声音比他还硬气，不仅矢口否认，甚至反咬一口骂他冤枉好人，那种底层互害的无力感，比丢钱本身更让人窒息，他报了警，这几乎是所有人在那一刻的本能反应，但赶来的民警看了一眼环境，摇了摇头。 理由合乎法理却残酷至极：屋里没监控，没有第三方证人，而且距离案发时间可能已经过了半个月“证据链断裂，没法立案”警察的话给这件事画上了法律层面的句号，公权力的齿轮在那一刻卡住了，无法为这个落魄的“北漂”转动。 这时候的张译，正处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战友话剧团里，他是个没戏演的边缘人，被团里评价“演戏就是死”导演胡玫那句著名的判词“男演员28岁还没出来就洗洗睡吧”，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 此时距离那个“死刑日期”只剩不到两年，父亲甚至从老家寄来了一本《公文写作技巧》暗示他认命转行，就在这绝望的当口，张译做了一个决定，既然法律的剧本走不通，那就自己当编剧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拨通了家政公司的电话。 这一次，他收起了之前的焦躁和愤怒，电话接通的瞬间，他仿佛已经被未来的影帝附体，他的声音沉稳、笃定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：“警方已经介入了，线索我们也掌握得差不多，锁定嫌疑人就是分分钟的事”这是典型的心理博弈。 他手里其实一张牌都没有，全是空气，但他赌的是普通人对强力部门天然的敬畏，紧接着，他抛出了那座“金桥”给对手留条退路“大家都不容易，如果是大姐一时糊涂，三天内把钱送回来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私了，我不追究”。 仅仅一个下午，敲门声响了，门外站着的，正是那位钟点工大姐，但这画面让张译心头一紧：她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边还带着个姐姐，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甚至还有个刚出生的婴儿，不需要严刑逼供，大姐一进门就崩溃了。 丈夫在工地摔成重伤，高额医药费像大山一样压下来，孩子嗷嗷待哺，那天她是真的走投无路，才对那300块钱动了念头，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一家人，张译沉默了，这个场景太荒诞，也太真实，两个同样被生活按在泥地里摩擦的人，此刻在并不宽敞的屋子里对视。 按照流程，这时候该写悔过书，但大姐面露难色，她不识字，接下来的这一幕，大概是张译演艺生涯中最具戏剧张力的“前传”一个被父亲逼着学公文写作、未来身价十亿的影帝，铺开纸笔，开始替偷自己钱的小偷代写悔过书。 他利用在部队学到的公文底子，洋洋洒洒写了三四百字，写一句，念一句，大姐听一句，点一下头，最后大姐按下了手印，但那张纸并没有成为呈堂证供，张译看着这一家老小，那种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酸楚涌上来。 他最终没有索赔，也没有追责，甚至反过来安慰了对方几句，那一刻，他放过了钟点工，命运似乎也决定放过他，就在这段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，另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，钱琳琳，前央视主持人，比他大6岁，离异。 这就好比那个钟点工大姐看到了张译的善良，钱琳琳也透过张译落魄的皮囊，看到了他骨子里的坚韧，她不嫌弃他租住在破房子里，也不嫌弃他吃泡面，张译排练到深夜，她就在剧场门口等着，手里提着温热的饭菜，这种情感支撑，成了张译触底反弹的燃料。 2006年，《士兵突击》横空出世，张译饰演的“史今”班长让无数人落泪，那个在天安门前痛哭的镜头，宣示着他终于不用“洗洗睡了”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从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到《悬崖之上》他拿遍了金鸡、百花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演技扛把子。 信息来源：新浪看点——张译发现钟点工偷钱又没有证据，看看他最后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