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黄埔军校第一届女学员，也是唯一的一届女性黄埔生，这支曾经的女性学员在当时隶属于黄埔军校第六期。 在黄埔军校的历史长河中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学员，她们是黄埔军校第一届，也是唯一一届女学员，隶属于黄埔军校第六期。这一独特的群体，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1927 年 3 月 5 日，武昌两湖书院内，二百余名身着深灰色军装的年轻女子整齐排列，集体拍摄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，是应苏方要求拍摄的，也成为了这支女生队唯一一次集体亮相的珍贵记录。照片上的她们，眼神坚定，身姿挺拔，谁能想到，这些年轻的面孔背后，将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后来，她们有的血染沙场，为国家和理想献出宝贵生命；有的名震文坛，用文字传递力量；有的成为开国元勋的伴侣，携手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；而有的，直至生命尽头，都没能等到和平的曙光。 这支意义非凡的队伍，驻扎在武汉分校。她们是中国正规军事院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员，比美国西点军校招收女学员足足早了半个世纪，堪称开风气之先。 时间回溯到 1926 年底，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，顺利打下武汉三镇。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决定在武昌开办分校，并且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：男女兼收。这一消息登上报纸后，如同在全国各地女青年中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。原计划只招收一百人的名额，却引来了报名者的蜂拥而至，大家都渴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实现自己的抱负。最终，经过层层选拔，录取了一百八十三人。后来，南湖学兵团的三十名女生也被编入其中，女生队扩充到了二百一十三人。 这些女学员来自五湖四海，以湖南、湖北、四川居多。她们身份各异，有在校大学生，有中学生，甚至还有已经做了母亲的，更有曾经缠过足的。年龄参差不齐，文化水平也高低不同，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勇敢。她们敢于扯掉束缚女性的裹脚布，勇敢地从家中跑出来，投身到这充满挑战的军校生活中。 1927 年 2 月 12 日，分校正式开学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。宋庆龄、吴玉章等重要人物亲临现场。二百多名女生与近一千二百名男生并肩站立，他们身着一样的军帽、绑腿和皮腰带，英姿飒爽。当天，恽代英感慨地说：“军校成立女生队，这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，是破天荒的创举。” 军校的纪律极其严格，犹如钢铁般不可撼动。清晨，军号一响，十分钟内，学员们必须迅速起床、洗漱、叠被子，而且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，如同豆腐块一般。食堂门口挂着八个醒目的大字：“军令如山，党纪似铁。”吃饭时，六个人一桌，一声令下，大家同时拿起筷子，十分钟一到，必须放下。早饭对于女兵们来说尤其艰难，滚烫的稀饭常常让她们吃得满头大汗，还来不及吃完就得结束。 术科训练更是毫不含糊，步兵操典、射击、筑城、地形等科目，全部按照实战标准进行，和男兵没有丝毫区别。在这支队伍里，有一位来自四川宜宾的姑娘，原名李坤泰。入校时，她年仅二十一岁，是经中共宜宾特支推荐而来。后来，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赵一曼。军校解散后，赵一曼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她毅然奔赴东北，成为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。在白山黑水间，她的英勇事迹让日伪报纸惊呼，称她为“红枪白马”的女人。1935 年冬，赵一曼在战斗中腿部中弹不幸被俘。面对日军的残酷酷刑，她坚贞不屈，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。被押赴刑场之前，她给儿子宁儿写下遗书：“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。”1936 年 8 月 2 日，赵一曼在珠河县壮烈就义，年仅三十一岁。 女生队中，还有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，原名游传玉。入校之前，她将名字改成“游曦”，寓意看见曙光。而在报考军校前，她又改了一次名字，叫“游牺”，表明自己愿为革命牺牲的决心。1927 年 7 月军校解散时，大部分女生被遣散回家，但游曦坚决不走。她和留下来的三十名女生编成女兵连，跟着部队南下广州。同年 12 月 11 日凌晨，广州起义打响，游曦担任教导团唯一一个女兵班的班长。起义军主力在第三天撤出了市区，然而女兵班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。她们在珠江北岸长堤死守，粮断水绝，子弹也所剩无几。游曦派出一名战士回总部联系，那名战士劝她：“班长你走吧，我们顶住。”游曦果断拒绝了。最后，子弹打光，刺刀拼弯，游曦带头和敌人展开肉搏。最终，她牺牲时年仅十九岁。 还有来自湖南新化的谢冰莹，她虽没有战死沙场，却拿起了另一种武器——笔。1927 年 5 月，谢冰莹随北伐军开赴前线。在行军的间隙，她就用膝盖当桌子，坐在地上写字。那些带着硝烟气味的文字被寄回武汉，刊登在报纸上，这便是著名的《从军日记》。这些女学员们，用各自的方式，在历史的画卷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，她们的故事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