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后巩俐，喝了大半年中药。1996年，她嫁新加坡商人黄和祥。听从母亲建议，决定生孩子。为挽救婚姻，推掉好几部片约，隐居新加坡。不是度假，是每天守在厨房，熬药、喝药，一喝就是大半年。 1996年的新加坡，巩俐站在厨房瓷砖地上，她刚推掉陈凯歌递来的《荆轲刺秦王》剧本，电话里导演的声音还带着惋惜：“这角色就是为你写的。”她只是淡淡说：“家里有事。” 那时她刚嫁给黄和祥半年。这个比她大11岁的英美烟草总裁，求婚时没送钻戒，只拎来一篮新加坡特产的肉脯，说：“我不会让你受委屈。”这话戳中了她——在张艺谋身边八年，她习惯了片场的喧嚣和聚少离多，黄和祥递来的温热宵夜、雨天提前备好的伞，像温水慢慢浸软了她心里的硬壳。 母亲来新加坡看她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女人终究要个安稳，有个孩子，家才扎实。”巩俐听了。她开始推掉片约，把金像奖奖杯收进柜子深处，每天守着药罐过日子。药是老中医开的，黑乎乎的一碗，苦得舌尖发麻，她捏着鼻子灌下去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却硬是没吐过一次。黄和祥有时会进来，递杯蜂蜜水，她摇摇头：“喝了药就不苦了。”其实她知道，苦的不是药。 1997年金融风暴来得猝不及防。黄和祥的公司业绩断崖式下滑，他开始失眠，回家越来越晚，身上的烟味盖过了往日的古龙水。有天巩俐半夜醒来，见他坐在客厅，对着报表发呆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。“要不，我接部戏吧？”她轻声说。黄和祥猛地抬头：“我养得起你。”语气里的固执，像根细刺扎进她心里。 他辞职后，家里反倒成了新的“战场”。黄和祥把办公室的规矩搬回了家：窗帘必须垂到离地面1厘米处，猫砂要铺够5厘米厚，沙发抱枕的中线得和茶几边对齐。巩俐从《周渔的火车》片场回来，累得只想瘫倒，刚沾到沙发，就被他轻声喝止：“小心点，刚熨过。”她看着这个曾经说“累了有饭吃”的男人，突然觉得陌生。 有次黄和祥去探班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。片场在下雨，巩俐穿着几十斤重的凤袍，在泥地里反复走位，摔倒了爬起来，手臂被盔甲磨出了血。他撑着伞站在警戒线外，眉头紧锁，等她下来，第一句话是：“至于这么拼吗？”巩俐没说话，雨水混着汗水流进眼里，涩得发疼。他不懂，她在镜头前的疯狂，和他追求的秩序，本质上都是对“掌控”的执念，只是方向不同。 2008年底，他们约在初识的咖啡馆。窗外的雨和当年一样大，黄和祥搅动着咖啡，说：“我女儿生了，想搬去温哥华带孙子。”巩俐点头：“挺好的。”签字时，她的笔顿了顿，想起那些熬药的午后，药香里藏着的期待，终究成了泡影。那碗喝了大半年的药，治不好生活逻辑的错位——她需要的是并肩看世界的热，他要的是围炉守岁月的稳，本就不是一路人。 后来有人问她后悔吗？巩俐笑了笑，没回答。她重新接戏，在《归来》里演疯癫的冯婉瑜，在《夺冠》里化身铁娘子郎平，镜头前的爆发力，比年轻时更甚。而黄和祥在温哥华晒孙子的照片，背景里的窗帘，果然垂得一丝不苟。 那碗中药的苦，终究成了过眼云烟。只是偶尔闻到相似的味道，巩俐会想起新加坡的厨房，那个试图用一碗药拴住婚姻的自己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路要走过才知道，强求来的安稳，终究抵不过骨子里的向往——她是属于银幕的，就像他终究属于秩序，不必互相勉强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