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去世后，史可法并不支持朱由崧继位，他为什么还能当上皇帝？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北京城已经乱成一团。李自成攻入紫禁城，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缢。消息沿着驿道南下，南京最初并不敢立刻相信。 礼部和兵部连续派人北上探查，直到多方回报一致，南京朝廷才确认皇帝已死，而太子朱慈烺、永王朱慈炤、定王朱慈炯全部失踪。朝廷忽然失去了中心。 南京城内气氛紧绷。若太子尚在，任何另立皇帝都属于僭越，可时间并不站在等待的一方。李自成可能南下，清军也已入关。官员们心里都清楚一句老话：“国有主，则人心定。” 没有皇帝，各地督抚极可能各自为政。 兵部尚书史可法主持议政。史可法在为崇祯发丧后，连日召集大臣讨论继承问题。史可法并非单纯反对福王朱由崧，史可法真正担忧的是局势已经滑向军人掌控。 江北四镇：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、黄得功，握有南方最重要的兵力，而这些将领更倾向拥立福王。史可法明白，一旦皇帝依赖武将登基，将来朝廷恐怕难以约束军权。 有人提议潞王朱常淓。潞王名声尚可，又在南方，似乎更便于控制。史可法动过心，但难题马上浮现。若改用“贤”为标准，各地完全可以再推举一位更贤者。 那样一来，天下可能出现多个皇帝。朝臣之间流传一句话：“议贤则争，议亲则定。”这句话并不激烈，却透露出当时的恐惧，秩序正在崩塌。 与此同时，凤阳总督马士英已经开始行动。马士英比多数文官更早意识到，谁先把皇帝握在手中，谁就拥有话语权。马士英迅速联络江北四镇，请求护送福王南下。 将领们同意，因为福王威望有限，更容易形成合作关系。 史可法仍在犹豫时，局势已经改变。军队沿途护送福王，队伍规模不断扩大。南京城内争论尚未停止，城外却已出现新的现实——候选皇帝正在逼近。 福王朱由崧并非没有优势。血统上，朱由崧是万历皇帝之孙，在崇祯诸子失踪后属于最近一支。更重要的是，朱由崧就在南方。乱世之中，距离本身就是资本。 等待远方宗室意味着时间成本，而时间恰恰是南京最缺的东西。 四月下旬，朝会依旧嘈杂。部分官员列出福王的缺点，担心新君难以承担复国重任。史可法听完，没有立即表态。史可法内心清楚，若军队支持的对象被否决，后果可能更严重。 政治从来不是纸上讨论。 几天后，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等人抵达南京外围。护送队伍带来的不仅是福王，还有一种无法忽视的压力。司礼太监韩赞周甚至拿出拥立誓文，要求群臣签署。有人沉默，有人迟疑，却很少有人敢公开拒绝。 福王进入南京的那一刻，胜负几乎已定。史可法没有再坚持反对。史可法后来对同僚说过类似意思的话：时局如此，只能先立君，再图后策。 史可法选择的是保住一个名义上的中心，而不是继续制造分裂。 弘光元年五月，朱由崧即位。看似完成了继承程序，但裂痕已经存在。拥立过程带着明显的军方色彩，许多官员只是形式上的同意。 马士英借从龙之功迅速扩大影响，朝廷内部很快出现排挤与争论。 问题并未结束。军权仍掌握在地方，将领彼此牵制，文官互不信任。弘光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面临两大困境：合法性不足，以及权力分散。 次年清军南下，多铎统兵推进。防线接连动摇，扬州陷落后，史可法殉国。南京不久失守，弘光帝被俘。从登基到覆灭，不过一年光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