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今社会最大的浪费是人类的粪便：曾经人类粪便是个宝，城里经常发生为抢粪便而争斗不是新鲜事，而今天不仅城市里而且农村里粪便都成了污染物被处理，处理成本不计其数。 一百多年前，城市街道上穿梭着专门挑粪的人，他们肩上扛的是饭碗，也是农村收成的希望。 北宋时期，京城每天有成百上千人走街串巷收集粪便，从居民家中倒出的夜壶到饭店里留下的污桶，直到挑到城外的田地变成庄稼长势最好的底肥。 明代的北京，一年能攒出近百万吨人粪尿，全靠粪夫一路挑着出城，再倒进京郊荒地，发酵几月，用来种菜、种谷。 谁要是有块靠近粪堆的地，收成都能翻倍。 到清代，这套体系已经相当成熟，粪道、粪码头、粪船、粪集市一应俱全，北京东郊一度出现大规模黑市买卖，一桶粪顶半篮菜。 挑粪工的位置不是谁都能抢的，得讲地盘，讲规矩。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城市各大粪站每天要安排粪车出动几十趟，把一车车人粪尿送往城郊生产队，有时粪还在桶里，农民就守在粪车旁边抢。 为了能定期拉回粪肥，不少生产队专门派人到粪站“套近乎”，生怕被别家先拿走。 村与村也争，地与地也斗，村干部在城里跟粪站的人喝酒送礼，回家再跟大队长争分配权，一斤粪能换两斤谷的年代，谁都不愿吃亏。 那个时候，种地要靠粪，养鱼要靠粪，冬天取暖也是靠粪。 人畜混养不是落后，是个自洽系统。 农家菜叶倒进粪坑发酵，喂猪也行，施地也用，连厕所都修进猪圈边，暖烘烘的冬天就这么过了。 可好日子没熬几年，装进袋子的化肥一下子让这条链条断了。 化肥见效快，不臭，不用发酵，不用人挑，直接倒进地里，苗就绿。 农民年轻点的都嫌脏嫌臭，挑粪的事让给老人去干。 北京郊区1983年头一回拒绝粪站送过来的粪肥，说味太大了，不想再要了。 粪车开到村口没人接，粪站还得派人自己拉回去。 这事惊动媒体，还登了报，说粪便危机可能真的来了。 再往后全国各地大兴水厕，冲水马桶成为标配。 厕所一冲，粪便跟着水下去了。 到了污水处理厂，它不再是资源，而是成本。 处理泥浆要过滤要压缩要杀菌要脱水，一吨粪泥的处理成本能到一百多块，补贴却连十块都不到。 污水厂越来越大，账也越来越难算。 城市没地填，农村没人用，政府年年贴钱建污水管，老百姓天天交费冲粪水。 农村也不落下，旱厕逐渐拆光，化粪池管够用不够，天气一热满村飘味。 粪便排不出，或者挤进水沟，河里青苔疯长，村边塘鱼越养越少。 每年全国产生几亿吨人畜粪便，有研究说能替代三成化肥。 光听着就有希望，具体做起来却不容易。 从粪坑到大田，中间差的是运输，是成本，是谁来干这事，没有人愿意再像老祖宗那样扛一桶跑几里地。 人们想办法解决，不少地方尝试用粪发酵制肥。 比如上海崇明岛干得不错，人粪尿处理中心年年出有机肥，一吨就卖八百块。 山东有家企业上了设备，24小时就能变出干燥肥料，连包装都一条龙。 更有意思的是，一些养殖场开始搞“干湿分离”，猪粪变成液肥灌树，连果园都能省下一大笔买肥钱。 城市里也有新招，污泥压干后做成绿化营养土，用来种草盖树，只不过贵，规模上不去。 大城市每年光处理一座污水厂的粪便就要几千万，效率还赶不上增长的速度。 小城市没钱上设备，只能想法拖延，用土埋、拖拉机拉走，碰上下雨就成泥潭。 农村人其实也想回去用肥，可家门口早没了粪坑，愿意积粪的人也老了，年轻人不是用不起化肥，而是不愿折腾江湖事。 老一辈说现在的粮不香了，菜没味了，说到底是地里缺了点“底气”。 城市人说种菜不敢用粪肥，怕细菌怕超标，吃惯了市场精品菜，忘了小时候菜园子味道。 今天提起粪便，大多数人还是翻个白眼。 其实从农业社会一路走来，这一瓢一桶里的东西，不只是脏物，它曾是土地的养分，是粮食的保障，是日子稳当的底气。 有些地方已经在重新建链条，有些人已经开始转念想办法。 一件事曾被抢成宝，又被丢成弃。 一切绕一圈，又回到原点，区别只是这一次，得用新的方式想清楚它到底算什么。 资源从未消失，只是曾经被遗忘，未来若要找回老味道和好收成，粪便或许还得重新上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