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，地下党符振中去大新酒店接头，到达预先说好的房间时，他发现里面坐了好几个特务，于是赶紧敲响对面的门。特务看出了猫腻，跑出来问，你是不是找我们的？ 走廊光线昏暗，脚步声在地板上回响。符振中没有停顿，反而把手中的布包往怀里压了压，报出早已准备好的身份，杭州来沪收丝绸的商户，商号在清河坊一带，准备与上海几家绸庄谈进货数量。 特务追问商号名称、布匹花色、往来账期，符振中一一作答。杭州与上海之间的丝绸贸易往来频繁，这种身份在当时并不突兀。 特务仍不放心，伸手欲搜身。符振中侧身避开，抬高声音请酒店服务生作证，表示上午曾在大堂登记问房。服务生不愿卷入纠纷，只含糊回应。 特务彼此交换眼神，没有掌握确凿证据，又顾忌大新酒店位于闹市，贸然扣押容易引人围观，最终只得作罢。 符振中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在大堂坐下，点茶观察。 十余分钟后，确认无人尾随，符振中从后门小巷离开。这一段险情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插曲，而是1931年上海地下斗争整体形势的缩影。 1931年4月，中共中央特科重要成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，向国民党方面供出大量中共中央机关与地下联络网络信息。此事在党史资料中有明确记载。 叛变消息迅速传至上海，周恩来当即组织紧急转移中共中央机关，避免更大损失。但叛变造成的连锁反应已经展开，国民党特务系统在上海展开大规模清查。 符振中所负责的地下交通工作，正处在这种高压之下。上海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，承担着全国情报汇集与下达的枢纽作用。 交通员往返于江浙各地与上海之间，传递文件、经费和联络信号。交通系统一旦暴露，不仅单个接头点会失效，还可能牵出多条线路。 在顾顺章叛变之后，特务机关在公共场所设伏成为常见手段。旅馆、茶楼、商行，都可能被提前布控。大新酒店地处闹市，来往人员复杂，既便于接头，也容易被盯上。 符振中推门看到制式西装与枪套时，已明白接头点可能泄露。 地下交通员的训练强调细节。身份必须经得起盘问。商号名称要真实存在，货物品种要熟悉行情，连运费与仓储价格都要能回答。 符振中长期在隐蔽战线活动，早已习惯在脑中演练多种突发情形。每次出行，都会设想最坏结果。 对于地下党员来说，生命的价值与组织安危紧密相连。 离开酒店后，符振中没有回原住处，而是按照交通纪律绕行数条街区，再进入新的安全点。当天夜里，联络点被判定为暴露，上级立即通知相关人员转移，并销毁密码本与存档文件。 史料记载，1931年上海多条交通线路因及时更换而得以保全。 这一年，上海地下党损失惨重。顾顺章叛变后的数月内，多名交通员在接头途中被捕。特务审讯残酷，目的在于追溯网络。 正因如此，符振中的冷静格外关键。如果当时被控制，随身携带的加密信息一旦落入敌手，江浙地区地下武装的联络体系将面临崩塌风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