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2月6日，国民党师长孙进贤及数千残部，被四百多解放军包围在元江附近。孙进贤派情报科长陈子强来同解放军接洽谈判。 老军迷都知道常德保卫战那台“绞肉机”。1943年，面对日军四万多人的疯狂围攻，师长余程万带着部队死守常德。当时身为170团团长的孙进贤，在前线打得浑身是血，最后整个57师拼得只剩下可怜的240多人。突围的时候，跟在余程万身边活着闯出来的，满打满算只有80来号人，孙进贤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时候的他，胸膛里确实还流淌着中国军人的热血。 可当历史的车轮滚进解放战争，国军的信仰体系全面崩塌，孙进贤的心理底线也跟着碎成了一地玻璃渣。经历过淮海战役的覆灭，化装潜逃跟着老长官李弥捡回一条命后，“保住自己的小命”成了孙进贤人生中唯一的信仰。 1950年初，当时负责指挥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下达命令，让曹天戈的第八军和孙进贤刚刚接手当军长的第九军互相掩护，分左右两路抢渡元江，打算集体逃往缅甸。 按照正常的军事常识，兄弟部队就该互相依靠。但此时的孙进贤，把自私自利发挥到了令人发指的极限。 他为了自己能顺利逃命，催促手下跑出“飞人”的速度，抢先一步渡过元江。过去之后，他居然下令把元江上唯一的一座桥给炸了！ 为了防止后面的友军抢着过河引来解放军，他甚至在对岸架起了机关枪，阻挡自己人过江 看着滚滚江水，孙进贤摸着自己装满搜刮财物的口袋，沾沾自喜地向部下吹嘘，只要翻过前面的无量山，解放军这辈子也别想追上他们了。 孙进贤做梦都没想到，解放军师长周学义带领的一支先头部队，仅仅四百来人，早已经通过八天八夜的急行军，从别的地方渡江，在鹦鹉山一带扎下了一个铁桶般的口袋阵。孙进贤带着三千多人的残部，一头扎进了这个死胡同。 被困在无量山上整整八天，孙进贤的部队吃光了干粮吃战马，战马吃完啃野菜，最后连草根都拔光了。为了活命，他在2月6日派出了情报科长陈子强下山，试图跟解放军谈条件。 这场谈判，简直就是孙进贤心理阴暗面的全面展示。面对解放军109团副团长周峰，陈子强提出了几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条件。第一，他们要求走到建水县再缴枪，理由是他们一路上抢老百姓抢得太狠，怕没了枪被当地群众打死。周峰严词拒绝，必须就地缴械，安全由解放军负责。第二，他们要求保留所有的“私有财产”——其实就是一路劫掠来的金银细软。为了促成和平解决、减少战士和百姓的伤亡，周峰根据政策答应了这一条。 最后，陈子强露出了最贪婪的底牌：“能不能给孙军长一个起义将领的名分？” 周峰直接戳破了他们的幻想。大势已去的残兵败将，负隅顽抗到弹尽粮绝，居然还妄想披上起义的荣光，这简直是把历史当儿戏。周峰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这只能叫无条件投降。陈子强还想拿山上那三千兵力作为筹码威胁两句，直接被周峰一通雷霆怒斥给怼了回去。权衡再三，孙进贤只能乖乖下山，举起了白旗。 为了安抚人心，当时在云南主事的陈赓司令员相当大度，在内部报告里特意给了孙进贤一个面子，把“投降”美化成了“投诚”，不仅没关押第九军的军官，还给了他们极大的自由度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孙进贤顶多算个落魄将军，好歹能安度余生。 偏偏，这位自作聪明的将军自己把路走绝了。投降没几天，孙进贤偶然从解放军战士口中得知了一个让他怀疑人生的真相：在无量山上把他们三千人包围得死死的，居然只有区区四百多名解放军！ 这对于极度好面子的孙进贤来说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 堂堂抗日名将，居然被十分之一的兵力给吓破了胆。懊悔、羞愤、不甘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。他居然在一拍大腿之后，对旧部嘟囔着说，早知道对方就这么点人，还不如带着弟兄们强行突围去缅甸打游击。 这个丧心病狂的赌徒，竟然在投降仅仅三天后，趁着解放军管理宽松，企图策动部下发动武装叛乱，妄想重新杀出一条血路逃亡境外。 他太高估了自己的魅力，也太低估了人性的向背。 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、吃尽苦头的国军士兵早就厌倦了无休止的内战，现在好不容易能在解放军的优待下吃顿饱饭，谁还愿意跟着一个丧家之犬去原始森林里当野人？ 在随后的深入审查中，孙进贤纵容部下残害云南百姓、烧毁庄稼、搜刮民脂民膏的斑斑劣迹被全部翻了出来。再加上这桩铁板钉钉的叛乱罪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1951年2月，经过严肃的公审，孙进贤在昆明被执行枪决。 孙进贤的悲剧，绝非偶然，那是极端利己主义在乱世中的必然下场。 他把打仗当成做买卖，把战友当成往上爬的垫脚石，把忠诚当成随时可以变卖的筹码。他自以为手段高明，能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逢源，殊不知这种毫无底线的首鼠两端，在历史的大势面前显得如此可笑且卑劣。 当1951年春天的枪声在昆明郊外回荡时，这个精于算计、坑害友军的国民党军长，终于用生命为自己的投机倒把买了一次最昂贵的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