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因遭到不公正对待，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地前往香港，无处可去的李景均，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，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！ 1948年，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拿到遗传学博士学位的李景均，怀里揣着导师的推荐信，站在上海码头上。 码头上挤满迎接留学生的亲友，他却只给妻子捎了句话：“我回来，是想让中国人吃饱饭。” 这话不是空话。 李景均在美国研究玉米遗传育种，论文《群体遗传学导论》被译成多国文字，连英国皇家学会都称他“东方摩尔根”。 回国后，他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，带着学生在田间地头一蹲就是一整天。 同事张教授劝他：“景均，你这学问在国外能拿高薪，回来图啥？” 他搓着泥手笑：“图啥？图这片地里的庄稼能听懂我的话。” 那时他以为，用科学救国是最踏实的路。 可也没料到，学术的春天刚露头，寒冬就来了。 1950年初，全国掀起“学习米丘林学说”热潮，李景均的基因理论被批为“资产阶级伪科学”。 “李教授，你那‘基因重组’是胡扯！米丘林同志说过，生物性状靠后天改造！”教研室主任把他的讲义摔在桌上。 李景均攥着教案，指节发白：“主任，孟德尔豌豆实验做了八年，数据摆在那儿…” “数据？数据是死的，思想是活的！明天开会批判你，做好准备！” 那天晚上，他蹲在实验室给美国导师写信：“这里的风向变了，我的研究可能被禁止。” 可信刚写完，校保卫处的人就敲门：“李教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 三天后，他被剥夺教职，理由是“宣扬唯心主义遗传学”。 妻子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哭：“咱们走吧，再不走就晚了！” 他望着墙上挂着的玉米标本，沉默了很久：“走，但不能空着手走，那些实验笔记，是我一辈子的心血。” 1949年底，李景均带着妻女躲到香港。 没工作，没收入，一家三口挤在九龙的阁楼里，靠妻子给人缝补衣裳度日。 “景均，你那美国学位还有用吗？”邻居阿婆看他整日翻书，忍不住问。 他苦笑：“以前觉得有用，现在…连本像样的书都买不起。” 最穷的时候，他把结婚时的金戒指当了，换了两斤米，煮成稀粥喂女儿。 转机出现在1950年3月。 他在报纸上看到穆勒来华讲学的消息，这位诺奖得主是他在美国时的偶像，两人曾通信讨论辐射遗传学。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给穆勒写了封信：“我在香港，想继续做研究，但走投无路。” 信寄出去半个月没回音。 他每天去邮局问三次，直到有天邮递员喊他：“李先生，美国来信！” 虽然穆勒的回信只有两页纸，却让李景均手抖得拿不住信：“亲爱的景均，你的遭遇让我震惊。遗传学不该有国界，你是中国最优秀的遗传学家，美国需要你。” 信里夹着一张空白签证申请表，还有一行小字：“我已给美国国务院写信，说明你的情况，他们会批准你入境。” “这…这能行吗？” 妻子凑过来看信，突然哭了：“景均，这是真的！穆勒教授是诺奖得主，他说的话管用！” 三个月后，美国国务院的批复函到了香港领事馆：“同意李景均博士以访问学者身份入境，提供科研经费。” 那天，李景均在香港街头走了整整一下午，逢人就说：“我能去美国了！能继续做研究了！” 1951年，李景均踏上美国国土。 宾夕法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亲自到机场接他：“穆勒教授说你是天才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” 他没让人失望。 到校第一天就钻进实验室，用从香港带来的玉米种子做杂交实验。 1955年，他的《群体遗传学》英文版出版，被哈佛、剑桥列为教材。 书中提出的“遗传平衡定律”，至今仍是群体遗传学的基石。 最让美国人佩服的，是他“接地气”的研究。 尽管在美国功成名就，李景均始终没改国籍。 每次有人问他“为什么不留美国”，他总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的根在东方。” 1978年，中美关系缓和，他收到中科院的邀请函：“景均，回来吧，国内需要你。” 而他连夜给老同事写信：“我想带点玉米种子回去，教年轻人做实验。” 回国那天，南京大学的师生夹道欢迎。 他站在曾经的实验室门口，摸着墙上残留的粉笔印，突然红了眼眶：“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” 此后十年，他培养了上百名遗传学研究生，把在美国学到的技术全教给学生。 临终前，他对弟子说：“我做了一辈子玉米研究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中国人饭碗里有饭。” 李景均去世后，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他立了雕像，底座刻着一行字：“他用玉米解释了生命的奥秘。” 而在南京农业大学，学生们至今记得他的口头禅：“搞科研就像种玉米，急不得，得蹲在地里慢慢等。” 学术没有国界，但学者有祖国；偏见能暂时遮住光，却挡不住真理的生长。 主要信源：（科学网——遗传学家、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其人其书及其精神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