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，日军飞行大队300多人被俘，一个日本少佐指了指伍修权腰间的手枪，说：“可否把这把勃朗宁手枪送我？” 这句话出现在沈阳东北局司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。那时已经是1945年10月，日本宣布投降两个月。被俘的这支航空队来自原关东军体系，队长林弥一郎，军衔少佐。 队伍里有飞行员、机械师，还有一百多名地面保障人员。辽宁本溪山区被围住时，林弥一郎已经看清形势，带着整队人缴械。枪炮交出来容易，可是这些人接下来怎么办，却没人说得准。 林弥一郎被带到沈阳时心里很乱。太平洋战场的失败还在脑子里打转，如今又成了俘虏。见面的中国军官却和预想的不太一样。 那个人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。伍修权从长征走出来，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八路军总部工作。1945年东北局决定建立航空力量，筹建航空学校的事情落到了伍修权肩上。 会议桌上没有太多寒暄。伍修权直接说明来意：东北留下不少飞机和机场，但中国军队没有航空人才，希望这些日本飞行员能参与教学。 林弥一郎沉默了一阵，没有马上回答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伍修权腰间的那把勃朗宁手枪，于是有了开头那句话。 伍修权听完没有多想，解开枪套，把手枪递过去。枪里还有子弹。房间里的人都愣了一下。林弥一郎拿着枪站了一会儿，没有再说话。后来林弥一郎在回忆中提过，当时感到一种很直接的信任。 林弥一郎也明白，如果再拒绝合作，这种局面只会更难。 几个月后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长春成立。时间是1946年3月。这所学校后来被称为“东北老航校”。校长常乾坤，政委王弼，林弥一郎被安排为主任教官。 很多日本技术人员也留下来参加教学。 学校条件并不好。长春机场留下的飞机大多损坏。机械师把各地搜来的零件拆开拼装，一架飞机修好要花很久。飞行课也不稳定，天气、燃料、机件问题都可能让训练停下。 有些学员以前连飞机都没见过。林弥一郎每天带着这些年轻学员反复讲发动机结构、飞行操作，有时一讲就是一整天。 有人问林弥一郎为什么这么认真。林弥一郎回答得很简单：既然答应做教官，就要把事情做好。 三年时间里，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一批飞行员。根据解放军空军史资料，到1949年前后已有一百多名飞行员完成训练。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空军的最早骨干。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开始参战。许多飞行员来自老航校。王海就是其中之一。 王海驾驶米格—15战斗机参加空战，累计击落敌机9架。另一名飞行员张积慧，在1952年2月10日的空战中击落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乔治·戴维斯。那场战斗在美军记录里也有记载。 老航校培养的不只是飞行员，还有维修人员和指挥员。刘玉堤等人后来成为空军的重要指挥员。那些当年在长春简陋机库里学习的人，逐渐组成了中国空军最早的一批力量。 林弥一郎在中国工作了十多年。从1946年到1958年，一直在航空系统担任教官和技术人员。1958年，中日关系有所缓和，中国政府允许部分日籍技术人员回国。 林弥一郎离开中国时，已经年过四十。 离开前，有人问林弥一郎是否还记得那把勃朗宁手枪。林弥一郎点点头，说当年的那一刻让自己改变了很多看法。那把枪象征的不只是武器，而是一种态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