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，李天霞因见死不救，导致张灵甫丧命，逃到台湾后，起初并没立刻被算旧账，还被安排了个“国防部参议”的闲职。可这份“体面”从一开始就有裂痕，孟良崮一战，全军覆没，军中一直对此耿耿于怀，张灵甫家属也多次找高层要说法，李天霞自然躲不开。 1947年5月的孟良崮。那绝不是一个适合防御的绝地，四周悬崖峭壁，山顶平坦无险可守。 张灵甫当时打着“固守待援，中心开花”的算盘，想拿自己当诱饵，把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吸住，让外围几十万国军反包围。想法挺丰满，现实极其骨感。 张灵甫对国军内部的毛病看得很透，他曾评价同僚们“彼此多存观望，难得合作，各自为谋，同床异梦”。 这句话用在李天霞身上，简直是量身定做。当时上峰下达死命令，让李天霞的整编83师策应74师右翼。你猜他干了啥？他极其滑头地只派了一个连，带上一部报话机，躲在安全地带冒充一个旅的番号，搁那儿虚张声势。等到孟良崮真打得天昏地暗时，他一边发报命令离得最近的57团去增援，另一边又悄悄打电话暗示57团赶紧撤退，保留实力要紧。 这算盘打得多精啊！满脑子都是经营算计，光想着计算利弊盈亏，把自己的小团体利益护得死死的。这种患得患失的做派，直接把张灵甫推向了深渊。 相比之下，咱们来看看对面的解放军是怎么打仗的。负责阻击黄百韬援军的，是华野一纵一师师长廖政国。当时在天马山阵地上，阻击部队打得伤亡殆尽，廖政国身边只剩七八个战士，连前沿指挥所都失联了。一旦黄百韬突破这里，74师就能突围，甚至真能搞成“中心开花”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四纵十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带着队伍急行军路过。廖政国上去一说情况，这位营长连请示上级都免了，二话不说带兵就扑上天马山顶住了缺口。 不用讲价钱，不用谈条件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大家随时能拧成一股绳。 这边是生死相托、不计得失；那边是挑肥拣瘦、见死不救。这仗还没打完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 等到5月16日下午，整编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。关于张灵甫在山洞里的最后时刻，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“罗生门”。 有人说是被冲进山洞的解放军乱枪击毙的。比如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就回忆，是用机枪、手榴弹向洞内猛扫猛投解决的战斗。但也有很多74师的幸存将官留下了截然不同的证言。辎重团长黄政、连长李怀胜，以及副师长邱维达事后多方调查的结果，都指向了同一个极其惨烈的结局：张灵甫见大势已去，连呼“完了，完了”，写下遗书后，决定杀身成仁。他亲口命令随从参谋刘立梓用卡宾枪将自己和几位心腹将领打死。19岁的译电员钟世炎当时也在洞里，几十年后提起这事，他只是长叹一声，说了解张灵甫性格的人，看过那封绝命电报的人，自然知道他会怎么选。 无论过程如何罗生门，74师高级将领集体丧命是铁打的事实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而李天霞的苟且偷生，是用同僚的血染红的。 王玉龄等家属的悲痛与愤怒，军中同袍的白眼与唾骂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死死勒住了李天霞在台湾的余生。 不久前，有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送给年轻干部两句话：“忘怀得失未必‘失’，患得患失未必‘得’。”这简直是对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批注。 老蒋在5月29日的通告里痛心疾首地骂道，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，既缺乏同仇敌忾的认识，更无协同一致的精神。烂到根子里的队伍，给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于事无补。那个臭名昭著的“西北二马”，兵临城下还要为个空头长官打得头破血流；李天霞为了保全实力暗中较劲。他们以为算计得很聪明，舍不得眼前那点利益，把一己得失看得太重，结果满盘皆输，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保住。 历史永远是一面光可鉴人的镜子。今天，咱们身处职场，或者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，聪明人越来越多，难免竞争激烈。很多人遇到责任挑肥拣瘦，生怕自己吃亏。可是，真正能走得远的人，往往是那些看淡名利、看重责任的人。 就像贾平凹聊田忌赛马时说的那样，“舍了小负之悲，得了全胜之喜”。在属于自己的地盘里让出一角，遇到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，你多伸一把手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组织也不会埋没踏实做事的人。到头来，你非但不会吃亏，还往往能胜出一筹，收获更多。回望历史，像李聚奎将军那样，资历深厚却主动提出军衔“就低不就高”，这种豁达大度，才是能团结众人、战胜困难的底气所在。 消解偏执，破开囚笼，悟彻本真。 面对组织安排，少点挑三拣四，多点大气大度地把握局部与全局的关系。处优而不养尊，受挫而不短志，甩掉那些无谓的人情世故包袱，咱们才能真正赢得无价的未来。李天霞那看似精明实则糊涂的后半生，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咱们可别再重蹈这种“精明人”的覆辙了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