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国思想家雷蒙.阿隆说: 苏联和法西斯并无区别，那里没有政治自由，人民只获得了一个主人的虚假名义，仆人则获得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。 阿隆说的“主人”，其实就是苏联的老百姓。按理说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人民当家作主。 可实际上，老百姓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，但真正掌握权力的，是那些党政官员，这些人表面上是人民的“仆人”，实际上权力大得没边，而且没人能真管住他们。 这种局面的核心矛盾其实是权力的归属与运行脱节，而这种脱节的根源，在于苏联一套特殊的干部任用制度——“职务名册”制度。 这套制度就是把全国各级关键岗位列成清单，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员，都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，而是由上级直接任命。 这种任命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，官员的命运只掌握在上级手中，而非人民手中，他们自然只会对上级负责，而非对民众负责。 按照“职务名册”上任的官员，不仅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管理的核心权力，还享受着一系列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特权。 当时党政干部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达到了30到44倍，这种差距还不是单纯的工资差异，更体现在资源分配的垄断上——特供商店里能买到紧缺的生活物资，而普通老百姓只能在物资匮乏的市场里排队抢购，这种实实在在的差异，早已把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名义抛到了脑后。 这个特权阶层还逐渐变得封闭和固化，形成了“官官相护”的利益共同体。由于干部任用全靠上级任命，而非公开竞争，整个特权阶层慢慢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，他们互相推荐任用，甚至出现了官位继承的现象，就像斯大林的儿子25岁就能当上将军，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少见。 同时，干部终身制也让这个阶层更加僵化，赫鲁晓夫曾尝试推行干部更新制度，要求定期更换部分干部，结果遭到了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，最终被赶下台。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，直接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，让很多官员终身任职，整个权力体系彻底失去了活力。 在这种环境下，有能力、有想法的改革者被排斥在外，剩下的都是只会顺从上级的保守派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，对民众的诉求视而不见。 阿隆之所以说这里“没有政治自由”，就是因为在这种权力结构下，民众不仅无法参与权力决策，甚至连批评的权利都没有——当时的媒体全被纳入体制内的宣传框架，任何对权力的质疑都会被视为“异端”，甚至可能被打成“人民公敌”。 阿隆之所以把这种体制和法西斯相提并论，并不是说两者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同，而是看到了它们在权力本质上的共性——都是以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为代价，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。 就像阿隆在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一书中提到的，很多知识分子沉迷于意识形态的神话，把苏联当成拯救世界的希望，却忽视了这种体制下个体的绝望和不公。 而历史最终也证明了阿隆的判断，这个靠特权维系的权力体系，最终因为无法自我纠错而走向崩塌。 苏联解体后，那些曾经的特权阶层摇身一变，成了新体制下的富翁或新官僚，他们通过“自我政变”的方式，把长期非法占有的社会财富合法化，这恰恰印证了阿隆对“仆人掌握生杀予夺权力”的判断。 其实阿隆的批判，本质上是对权力失控的警惕——任何时候，当权力只对上级负责，而非对人民负责时，“仆人”变“主人”的悲剧就可能发生。 所谓“人民当家作主”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，让权力受到制约，让民众有发声的渠道。 阿隆在那个激进思潮横行的时代，敢于逆流而行批判这种体制，并不是因为他刻意唱反调，而是因为他看清了权力的本质：没有制约的权力，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，最终都会走向民众的对立面。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是为了否定什么，而是要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——权力永远是一把双刃剑，只有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让它真正为人民服务，才能避免“主人”成虚名、“仆人”掌实权的尴尬局面。这或许就是阿隆的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价值的原因，也是我们读懂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。
